材料一：秦统一天下后，在推行严刑峻法的同时，也制定了相关的礼仪制度，以显示皇帝的至高和独尊。如规定臣下写给皇帝的文书应称“奏”，自称应称“昧死”等，但毕竟不完善，远不能适应大一统国家统治的需要。汉承秦制后，由于礼仪的不健全，臣子在刘邦面前非常随便，甚至“饮（酒）争功”，于是刘邦接受叔孙通的建议，由儒生们创制朝仪以确定君臣名分等级。朝仪规定后（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在长乐宫接受百官朝贺，“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高祖非常高兴，脱口而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武帝时，又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由于儒家强调遵从等级秩序，这无疑为统治者强化利益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各朝皇帝都以儒学为指导，加强礼仪建设。隋文帝制定五礼130篇，唐太宗时制定《贞观礼》138篇，宋太祖时制定《开宝通礼》200卷礼仪礼规越来越细密。

——摘编自常智敏《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变迁及其启示》

材料二：上自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以上供奉官自为一行，十二卫大将军次之；三师、三公、令仆、少师保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为一行，九卿、三监对之；从古已然，未尝参错。至如节度军将，各有本班。卿监有卿监之班，将军有将军之位。……岂可裂冠毁冕，反易彝伦，贵者为卑所凌，尊者为贱所逼？

——【唐】颜真卿《争座位帖》

材料三：1834年，清廷官员至英国使臣律劳卑广州住处商谈贸易问题，中方要求将自己的座位安排在会见大厅的北面（上席），英国则坚持将自己的座位置于大厅北面主席的突出位置。两者争执不下，商谈未能进行。

……1901年，虽经李鸿章讨价还价，清王朝仍被迫接受西方外交使团的礼仪要求，将外国使臣觐见清帝的礼仪说帖，作为《辛丑条约》的附件十九。其中规定：外国使臣递交国书时，清帝须派高于王公规格的轿子往来使馆迎送，同时派军队保护；清帝款宴各国使臣应在皇宫大殿内举行，并躬亲入座。

——摘编自《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

材料一：旧民本是时代呼唤君主集权的产物，新民本则是在时代试图解构君主专制制度之际应运而生的。所以旧民本中包含着浓厚的尊君思想，而新民本思想中则包含着强烈的限君意识。如果说“一盘散沙”式的小农社会迫切需要强有力的君主集权来实行国家权力的整合，那么，手工商业时代到来之际那只“看不见的手”便开始排斥君主专制制度。新民本思想在尊君和限君的同时，却无法摆脱旧的传统思想的羁绊，最终选择了有限的君主制度，而未能顺利驶向近代民主的广阔海域。

———摘编自冯天瑜、谢贵安《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

材料二：新民本思想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约束君主权力。他们以社会分工理论为基础确立宰相与君主的同事关系，在行政上拥有与君主“同议可否”的权力。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是治理国家的机构。学校参与治理天下的主要途径是对君主进行监督与制约。王夫之则提出将中央的权力一级级分解：“天子之令不行于郡，州牧刺史之令不行于县，郡守之令不行于民，此之谓一统。”

———摘编自谢贵安《明清文化史探研》

材料三：梁启超在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提出政为民政、政以为民，他认为先民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之外，此种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是我国政治论之最大缺点”。孙中山主张发扬光大中国传统重民思想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下为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具有浓厚重民色彩的思想十分称道，并用近代民主观念加以诠释，主张把政权公之于天下，让人民当家作主。

———摘编自韩丽雯《近代中国民本思想演变的机缘和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