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正月发生了一次“霾灾”，数日雾霾不散，导致通惠河上的漕运停止，京城多处粮仓告急。乾隆皇帝除了派官员到天坛祭天外，还亲自率王公大臣在紫禁城太和殿前焚香祭天。光绪年间京城曾出现一次严重的“霾灾”，数日不散，慈禧太后也曾令人在紫禁城内“祭天驱霾”。而民间遇有“霾灾”出现时，人们多到龙王庙前拜求龙王“驱霾祈雨”，并在庄稼种植上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初春，出现了一次“霾灾”，京畿之农人“芸锄时令苗稍疏，预防风霾”。

——《古代北京“霾灾”的记载》

材料二：近代中国知识界较早就开始关注空气污染问题。当时的报刊对近代西方工业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大气污染现象多有报道评论，并警醒国人：“各国人士，渐渐对这个问题加以注意。东京警察当局已于最近举行煤烟防止宣传，开始‘都市净化运动’了。”

近代以来政府和民间均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治理空气污染）。政府颁布一些条例、实施工厂检查，开展工厂安全运动、平民新村运动，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等等，取得一定效果。1887年石印社的煤烟被周围居民视为公害，工部局向石印社提出警告，要求其采取增高烟囱等减轻污染措施。1933年12月，政府公布陆上交通管理规则，其中规定“汽车行驶时，不得泻放发出巨响或含有烟雾恶臭气体”。广州市政府制定颁行车辆肩舆交通规则，其中规定“车夫须常注意车机洁净。勿许机油飞烬，及放出秽气等弊”。济南市政府也颁布过取缔市区桐油煎熬的法规。

——《中国近代城市大气污染及治理》

材料三：1952年，处于急速发展期的英国伦敦，终于尝到了工业污染带来的苦果：l2月5日至10日，伦敦市内空气污染严重，导致4000人因呼吸道疾病等原因死亡，这被称为“伦敦烟雾事件”。事件的后果之一，就是促使英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措施整治环境。195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法律规定在伦敦城内的电厂都必须关闭，只能在大伦敦区重建。要求工业企业建造高大的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还包括要求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逐步实现居民生活天然气化；冬季采取集中供暖。

——《启示录：1952，被雾霾扭转的英国》

材料一：韩非子在《有度》篇中说：“威不两错，制不二门。”这是韩非子借用《管子•明法篇》中的话，即“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惧；威势分于臣，则令不行。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势独在于主，而不与群臣共。”故曰“威不两错。”又曰：“法政独出于主，则天下服德；法政出于臣，则民不听。故明主之治天下也，法政独制于主，而不从臣出。”故曰“制不二门。”

材料二：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统一，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认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材料三：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凡天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害者，君而已矣。”

材料一

董仲舒以《春秋》经的权威，高度肯定了“大一统”，这符合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但是孔子的“吾从周”仍是肯定了周朝的封建制，而董仲舒的“大一统”则已是对“汉承秦制”的郡县制的肯定。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使儒学成为“独尊”的国家意识形态，由此完成了“汉承秦制”与儒家文化的整合。如余敦康先生所说：“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一种与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文化模型，不是在先秦而是在汉代才最终形成的。”

——摘编自李存山《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损益》

材料二

朱熹把《大学》中的一些理论加以具体化、通俗化，上至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因此，他重视儒学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编著《四书集主》，用理学重新解释《论语》《孟子中庸》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著《小学集注》，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著《论语训蒙口义》，对儿童的生活习惯提出了行为规范。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注：  15世纪出现印书坊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