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监察官的设置源于先秦时期。秦朝，以御史监察和谏（议）大夫为主的谏官谏议，随着专制集权制度的确立而制度化。汉代御史秩皆六百石，隋唐御史在六品至八品之间……监察御史等监察官的选授权多集中在皇帝手中，并且要求严格。明代要求“（御史）当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且“新进初仕，不许除授御史”。自秦汉历唐宋至明清，御史由所属机构多变动、仍身兼他职的监察官发展成机构完全直属皇帝、专司监察的官员。

古代监察制度中，监察官多享有独立行使职权的权力。隋唐以后，御史监察机构作为独立的职能部门，一般不接受任何一级行政长官的指令。……御史之外还常派使臣临时巡察地方。常驻与巡察，例行与不定期巡察相结合，表明了对地方吏治的格外重视。

——摘自《中国古代御史、谏官制度的特点及作用》

材料二：清政府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上自朝廷，下至庶民，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这种一切权力都是法律监督对象的宪政观念的诞生、传播和逐步被接受是法律监督近代化的最大成就。清末新政以后，逐步确立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综合监督体制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随着报纸等新式传媒工具出现和“庶政公诸舆论”等立宪指导思想的公布，“庶人不议”的禁令被解除了。

——摘自《简析法律监督体制的近代化》

材料三：美国的建国者从分权理论和制度中获得借鉴，把它改造，转化为一种复合的分权制衡体制，以防止某一分支的侵夺或垄断权力，从而保证“有限政府”理念的实现。美国没有建立统一的监察体系，行政的监督任务被分散到各个行政部门分别执行。美国的行政监督系统包括议会监督系统、政府内部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等，其中并没有设立专门负责行政效能监察的机构。在美国效能监察和廉政监察基本是并重的，“好的政府就是高效廉洁的政府”。

材料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是人性本善的哲学传统。在这样的人性论和人文环境中，一方面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因为人心本善的理论预定和圣人崇拜而不被重视，另一方面行政监察成为封建帝王的统治手段。更为可悲的是，这种统治手段并没有上升为一种制度的安排，加以固定下来，它完全仅作为帝王个人驾驭群臣的政治手段。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行政监察思想能够推动行政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实践的发展，而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却日益萎缩并退化、变异为一种特务制度的原因。

材料二：西方从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盒子到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都确信不疑地认为人性本恶。既然人性本恶，那么权力的腐败和滥用也就无从规避。在此基础上，西方得出政治原罪论：有权的人在行使权力时有一种自私和邪恶的自然本性和犯罪的潜在危险。西方对人的天然不信任迫使西方人时刻保持着对权力的天然警惕。孟德斯鸠警告人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于是洛克说“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权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权力对付权力。”这样，西方创造出了基于分权制衡原则的行政监察理论。

——以上材料均选自屈双湖、胡雪纷《基于人性的行政监察思想及其实践分析》

材料三：党的十九大提出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把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列在深化党中央机构改革方案第一条，着眼点就是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形成以党内监督为主、其他监督相贯通的监察合力。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部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改革，改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选自2018年12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上讲话

材料一：哲学家们在晚周（注：春秋战国）时期大动乱的形势下，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安抚人心的原则。

——（美）泊恩斯等《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其实儒家思想取得胜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两汉400余年，它渐渐由孔孟时期的原始儒学衍化为掺杂了诸子思想和古代迷信的庞杂思想体系……与其说儒家思想征服了汉代学者，不如讲是汉代学者改造了儒家思想。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材料三：黄宗羲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提出要“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立“天下之法”，废“一家之法”。“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又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忘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时期，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许多人称为17世纪中国的“民权宣言”。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