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方的协商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的修补，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应然”而不是“实然”，是一种政治理想而不是一种解释性的框架，它侧重于民主“庄当如何”但并不是“尖际怎样”的问题。公共理性是协商民主中的一个重要支柱，但事实上往往只有与宏观政策相联系并在远离个人利益和直接利益的条件下才能产生不约而同的“共谋”而起作用。在微观层次，公共理性受到直接利益和现实利益的纠葛往往容易丧失公共的意蕴而处于一种碎片化和无序化状态。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形式普遍存在于实行多党制或者两党制的国家中，它是协调政党与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利益与矛盾的重要方式。多元一致是协商民主的最大理想、愿望和目标，然而多元化利益与多元化主体存在诸多“可通约性”，也必然存在诸多“不可通约性”，“异质性”的分歧有可能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和一致，或者是暂时的“悬而未决”，也可能根本就不能达成一致。

——摘编自许忠明《西方协商民主的背景、演变与缺陷》

材料二：

中国的协商民主，经历了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以及《新民主主义论》对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建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权机关、党派团体和基层治理中各种协商民主的实行。参与协商的主体囊括了来自各社会阶层、各类政治主体的力量。有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团体等在人民政协的协商；有重要决策之前执政党与政协、人大等方面的协商；有民主恳谈会、参与式预算等协商实践，中国的协商民主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同时，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体制机制建设和程序设计，将协商民主以法律、规章和制度等形式确立下来，并在实践中得到稳定持续实施的民主形式。

——摘编自陈家刚《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比较的视野》

材料一 

简171·内史杂：有事请殴（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

简34·行书：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觱（毕），勿敢留。留者以律论之。

据统计：目前出土的秦简多为迁陵县署日常行政管理文书，包括户籍变化、田租赋税、劳役徭役、仓储钱粮、兵甲物资、道路里程、邮驿津渡管理、刑徒管理、以及教育、医药等政令。

——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内容整合

材料二 1940年谢觉哉曾发表文章自豪地说：“全世界进步人士为什么称赞边区，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等于没有到中国？因为边区有民主。”……由于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农民缺乏民主意识，要想把他们动员起来参加选举，实在难度极大，为此边区开展了多式多样的宣传方式，极大提高了边区民众的选举热情。而后为保证群众能够行使其选举权利，边区政府因地制宜，背箱法、豆选法、画圈法、烙票法等各种方法应运而生。到1941年10月，延安举行第二届边区参议员选举中，参加的人有1千多人。由此可见，一旦真正把选举权利赋予广大民众，他们会非常珍惜，对选什么样的人尤为关心和慎重。

——摘编自卢毅《“因为边区有民主”：抗战时期中共声望的提升》

材料三 “多民族”与“大一统”是中国的历史特征，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情和民族实际出发，确定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建国以来的经验来看，完善这个制度，需要认真处理好两个关系，即维护国家统一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保证国家整体利益与兼顾民族地区利益的关系。

——摘编自余志坤、普布次仁《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共同性”属性、趋势与进路探析》

材料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外学界持续关注了人民政协制度，下面是国外学者关于人民政协制度的研究情况及研究视角。

·新中国成立初期：预测政协的影响，辨析新中国与苏联在国家形势上的异同。

美国学者施泰纳认为中共建政之初，出于迫切巩固革命时期形成统战同盟的需要，人民政协被看作“临时权力机关”，主要功能在于最大限度地吸纳社会中潜在的同盟力量以扩大新政权的社会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强调中国政治发展的本土特征，强调田野调查和第一手资料在中国研究中的重要性。

人民政协具有广泛的政党代表性，象征着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人民政协具有强烈的政治(社会)精英代表性；人民政协具有一定的新兴社会阶层代表性。

·21世纪以来：对中国政治制度及其韧性进行讨论，对人民政协的研究呈现了更加多元化的发展特征。

浙江省温岭市自发产生的“民主恳谈会”这一民主形式得到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华裔学者何包钢就曾提出，温岭基层乡村的协商民主实验是否能够影响顶层的“两会”制度设计。

——摘编自金文《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外学界关于中国人民政协制度研究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