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招提寺

表2

材料一

唐代时期，通过门荫入仕的官员，基本都是依父祖官品而决定待选时期及入仕后的职掌和官品的，如唐制规定“自一品至从五品，所荫子孙官品为正七品上至从八品下”等。唐代官员通过门荫后，与科举、流外入流等入仕官员相同，在取得做官的资格后还要参加由吏部或兵部组织的铨选才能真正成为官员，否则只有做官资格而无任职之实。 这些高官子弟“番上或纳资若干年后，随文武散官参加本部的简试，合格者再作为门荫入仕的有出身的人参加吏部或兵部的文武洗”。唐代门荫入仕的选拔不仅仅依靠门资和官品，才学、仪态、道德等也是选拔的重要依据，唐代政府对涉及文化水平和军事技能的才学尤为关注。

————摘编自陈禹澍《唐代门荫入仕制度探析》

材料二

唐代中期以来，随着国家学校的衰落，生徒的力量相对削弱，“怀牒自列于州县”并不鲜见，有些贵族子弟宁愿出自贡举而不由学校，安史之乱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乡贡成为科举的主要来源。 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进士出身者瞧不起以荫入仕者的现象愈益显现。 有人谋取了一官半职，因为不是儒流，甚为时论所薄，即便是杨国忠也要凭借权势，把学业荒陋的儿子硬塞进科举。在唐代已形成的一套较完善的选官用人制度中，才能被放到重要位置，门荫子弟才能平庸、难委要职，国家选人别辟蹊径，无须取才于资荫。例如，文宗时宰相欲提升以父荫补职的浑锣为寿州剌史，文宗不允，反对说“锣，勋臣子弟，岂可委以牧民。……今我念其先人之功，与之致富可也”。

———摘编自杨西云《唐代门荫制与科举制的消长关系》

材料一  《旧唐书》载：“（唐高祖）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三公地位高，无实权，实际上是荣誉职务。六省中的尚书、门下、中吊是朝廷机关，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其中尚书省系执行机关，政务繁多，故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管理有关事务，这些部门在政权机构中所起的作用最大。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北宋初期，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割据局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961年秋，赵匡胤当众劝石守信等高级将领“释大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史称杯酒释兵权。将禁军的鲩领权一分为三，设枢密院牵制，规定驻京部队与地方部队实行轮换制，使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设立参知政事为副相牵制宰相，设立枢密院管军事分割宰相军权。又设度支、盐铁、户部（称三司）分制宰相的财权。963年，“命户部侍郎吕余庆权知潭州”，形成了以中央文官充任州一级长官的制度，节度使或卒或徙皆以文臣代之。在各路设转运使，规定地方税收余额由转运使全部送至中央。这些措施对巩固政权，防止藩镇割据局面的再次发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使北宋长期处于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局面。

——据史绍良《北宋中央集权制度探析》等整理

材料一 秦始皇在最后消灭六国，建立统一国家的当年，就在国家治理方面，废除了自西周以来实行了八百年的分封诸侯的制度，创建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是适应新兴封建地主制经济的需要而在战国时期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秦始皇把这一制度系统化、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一制度自中央到地方由三个主要环节组成。

——摘编自袁行需等《中华文明史(第二卷)》

材料二 在传统政治体制中，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是我国传统政治体制中最为关键的一种权力关系。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既涉及到权力的支配与分配问题，也与中央集权体制下皇权的稳定与巩固关系密切。如果仅从制度层面去观照里权与相权的关系，两者基本上是互为合作的关系。不管是所谓秦汉时期的“独相”，唐宋时期的“群相”，还是明清时期的“兼相”，它们都是因为要配合皇权才得以设立的。尽管在不同的时代，相权的权力规模和施政风格各有不同，但都能在特定的制度体系中起到辅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的作用。

——整编自齐涛《资政通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