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春秋时期，贵族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利于贵族随意处置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郑国子产根据已有刑法重新编订了三种刑法，在公元前536年“铸刑鼎”，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社会公布；让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法会得到怎样的处罚。结果，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犯罪案件减少了。

公元前452～前450年，在平民保民官的强烈要求下，古罗马先后编订出十二个法表，镌刻在青铜牌上，公布于罗马广场，即《十二铜表法》。该法包括民法、刑法和诉讼程序，基本上是过去未成文的习惯法的汇编。在后世的岁月中，它虽经多次修订，但始终是古罗马的基本法。

材料二：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继承传统法律思想的基础上，融合启蒙思想制定了各自的法律制度。在国家权力结构层面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法律由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议会制定，行政机构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行政权，法院根据法律独立掌握司法权。在法律内容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思想，注意保护个人的各种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在司法实践中，为了保证从立案到审理再到判决的每个程序的公开公正，建立了律师制度和陪审团制度。独立、专业的律师为被审判者提供辩护，可以减少法官对法律的误读；从普通民众中产生陪审团，参与案件审理和判决，使民众能够直接参与法律事务。西方法律制度强调保护私有财产，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

材料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法制建设揭开了中国法制史的新篇章。在宪政方面，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等各个时期的人民大宪章。在民事方面，创建了劳动法，制定了减租减息条例和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法，制定了世界最先进的婚姻法，以及实行男女平等的财产继承法。在刑事立法方面，制定了《惩治土豪劣绅条例》《惩罚汉奸与战争罪犯条例》《惩治贪污条例》。在经济方面，制定了大量有关财政金融及经济管理的法规。人民民主法制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是巩固革命根据地、维护人民基本权益、向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历史经验和理论根据。

材料一  中国一个海洋大国，但在古代未形成清晰完整的海权意识。清朝前期，被誉为“认识海疆形势第一人”的将军施琅认为，“天下东南之形势，在海而不在陆。陆地之为患也有形，易于消弭；海外之藏奸也莫测，当思杜渐”。康熙帝囿于满汉大防，未有效关注。雍正帝一改明代弃守沿海岛屿政策，建立岛屿与海岸并重的全面防御体制。在此基础上，乾隆帝坚持海防重于通商的指导思想，将与西洋贸易由四口减为一口。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深感海防危机，萌发建立外海水军的近代国防思想。1907年，日本人侵入我国东沙岛，在中国方面据理抗争交涉下，最终收回了东沙岛，在收的同时，清政府“书立碑记，以保海权而重领土”，并拟定了开发和经营的办法。

——摘编自王秀英《近代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

材料二  相对于“海权”，海防一词更符合中国“和而不同”传统文化的特点。与传统海防观相比，现代海防的内涵也更丰富，海防职能、范围、难度，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的联系更密切。建国之初，无论是肃清沿海岛屿上的国民党残军，还是解放海南岛、收复台湾都需要加快海军建设，更新舰艇装备。对此，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了大力支持。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我国战略中心转向朝鲜半岛，1953年，按中苏协定，中国从苏联购得舰艇共137艘，并迅速具备了自行装配制造海军舰艇的工业能力。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研究领海线的相关问题。在充分听取意见和综合考虑的基础上，最终决定我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1982年公布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规定“各国有权确定不超过12海里的领海”。

——改编自刘征鲁《毛泽东心系海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