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三代（夏、商、周）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

——顾炎武《日知录》

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

——摘编自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

材料二：在政治史方面，唐宋转型却带来了与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根本不同的变化，这种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是以社会流动、商业成长和文化变化为代表的。当平民在政府中取代士族，由士族政治领袖所提供的对王室权威的制衡丧失了。其结果就是中国早期的现代性以不断增长的独裁为标志。高度的中央集权和文官化，使王朝免于内部的篡夺，但还是促进了独裁统治，因为靠出身而不是靠才学获得皇位的君主，开始成为不变的政治权威和群臣效忠的对象。在内藤看来，这种特殊形态的君主独裁制贯穿了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而君主独裁下的社会阶层反而相对平等，也就是平民社会取代了贵族社会。

——摘编自（美）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材料一  两宋为科举盛世，取士人数众多。南宋时期，士人受命选官往往“十余年不成一任”，时人有“寒士改官，视为再第”之叹。南宋立国江南，经济文化发达，士人择业更加多元化，除了读书做官，开馆讲学，还可以做胥吏、做师，“医卜、星相、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

——摘编自(南宋)袁采《袁氏世范》等

材料二  安徽桐城县的方氏家谱记载了一位明代士人的晚年乡居生活：“晚筑桐川会馆，从游者益众。于是酌礼俗之宜，定丧祭诸议，正人伦而易风俗。公虽负重望，而家居不交世事，值岁饥，籴谷为食以赈，上书有司，劝修预备仓，行常平法，至今赖其利。”

——摘编自光绪《桐城桂林方氏家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