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我国教育发源很早，夏朝就有了称为“序”的教育机构。西周形成了“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春秋战国私学兴起，开始了后世官学与私学并存的局面。秦朝禁止私学和“焚书坑儒”，使普通教育受到很大摧残。汉代在长安设“太学”并开始“以儒取士”。隋炀帝杨广开创进士科考，唐至宋不断完善科举制。元代在普通国子学之外设立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促进了多民族文化发展和交流。明清以理学为正统，把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固定格式，大兴“文字狱”。由于控制加强，书院制发展到清代就完全官学化了，导致古代中国教育之路越走越窄。

——摘编自刘瑛<中国古代教育变革大事、特点及启示》

材料二：中世纪时英国的教育深深烙上宗教的印记，天主教会控制着几乎一切有组织的教育，世俗界包括国王都无权过问。16世纪人们相信通过教育可以直接阅读《圣经》从而得救，人文主义者则认为教育可以使人成为更完善的人，教育日益走向民众。19世纪英国生产技术的进步客观上要求劳动者必须接受必要的教育。1833年议会通过教育补助金方案，1839年国家设“枢密院教育委员会”，1865年改组为“教育局”。1870年实施初等教育法，19世纪末英国官办学校达到2500个，基本上实现了小学普及教育和扫除了文盲。

——摘编自谢天冰《试论英国教育体制的近代化》-

材料一：秦始皇构建了大帝国的框架，组装了硬件，汉武帝确定了大帝国的中枢运作机制，加上了软件。

——金克木《风流汉武两千年》

材料二：皇权为了维系自身权力的专制性，就必须创建出能够突破甚至凌驾于这类束缚和侵蚀力量之上的制度性手段；这种反制衡除了表现为一些非常规性的举措之外，更突出地表现为种根本性的制度建设，这就是：不断在常规的国家行政官职体系之外，设立由它取代可能限制皇权的外朝官制体系而执掌国家核心机密和极高权力，使皇帝能够通过亲自掌握这一秘书机构并赋予它巨大的权力，从而对外朝常规官制体系施以强大的反制衡。

——王毅《中国皇权制度研究》

材料三：明代政治暴戾已是人所尽知的事实，廷杖、诏狱、流徙乃至日常的薄俸，人主对士大夫的施虐几乎无所不在。然而，在明代二百七十多年历史上，却从未有过士大夫谋反的确凿记录。如果说士人有所反抗，则主要是以言论的方式体现为某种精神表达，其实际意义往往是在伦理道德上对皇权表示否决。

——李庆西《最后的儒者》

材料一：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发展和成熟期，书院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育理念和教育风格等都日益完善和规范。书院注重明辨义利价值观，强调以义为本。教育以社会群众为价值主体，并以社会整体利益制约个人利益。课程设置以“四书五经”作为德育课程的主体，重视学术争辩和学术交流，允许不同学派进行讲学，体现学术自由。宋元统治者都极为重视通过书院对民众进行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教化，并尽量把两者结合起来，把统治者的统治意愿转化为被统治者的自觉要求。

——摘编自李强《简论宋元时期的书院教育及启示》

材料二：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各阶层人民的教育观念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积极推进新式学堂的开办。维新派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良好的教育，为了变法，必先改革教育。从京师大学堂到各省的实业学堂、南洋公学等各教学机构纷纷成立。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和京师大学堂设立后，把经学、理学、掌故学等列为普通学，以高等算学、格致学、农学、矿学、商学、卫生学等实学为专门学。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卢梭（1712—1778年）写作了若干很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如《新爱洛绮思》《爱弥儿》等，还包括他的自传《忏悔录》。卢梭不是一个哲学家——他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哲学著作。但是罗素说，他的浪漫情怀在哲学界确实产生了影响。卢梭在政治方面提出的“社会契约论”。他的这方面理论，确实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罗伯斯庇尔等法国大革命的领袖，是他的热烈拥护者。

——摘编自[美]卡罗尔·布拉姆《卢梭与美德共和国——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语言》

材料二  作为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龚自珍（1792—1841年）与魏源都猛烈地抨击封建末世的黑暗，主张改革，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龚自珍的特点在于以“但开风气不为师”标榜，对旧的社会现象和士林风气进行了最早、最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其锋芒所向，主要在封建社会内部。梁启超评价龚自珍说：“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解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龚）定庵。”并将他誉为“中国的卢骚（卢梭）”。

——摘编自麦若鹏《龚自珍传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等

第七章两宋：内省、精致趋向与市井文化的勃兴

——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