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从顺治至康熙初年，黄宗羲对清统治者怀着强烈的民族仇恨，不仅在行动上进行武装反抗，而且在《焚书》《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中还进行激烈的批判。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议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人才。叶方蔼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黄宗羲的弟子陈锡嘏当时在北京任职，代为力辞。黄宗羲闻知后即致书陈锡嘏表示感谢，说如果让他“待诏金马”，无异于“断送老头皮也”。

康熙十九年，黄宗羲年已七十一岁，徐元文（顺治十六年状元，官至户部尚书）在康熙帝面前举荐黄宗羲参与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托病力辞，却派遣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到徐元文主持的明史馆去修史了。

康熙二十六年，黄宗羲在写给徐乾学（康熙九年探花，官至刑部尚书）的一封信中写道：今圣主持召，入参密务，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盖人心之本体即是明德。私欲障碍则本体丧失。圣贤庸愚，同具此心。苟能致知，皆能明德。……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贤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

——王阳明《传习录》

材料二第36条：真诚悔过的基督徒，就是不购买赎罪券，也能够获得全面免除罪罚的权利。

第86条：教皇是当今的富中之富，他的钱比古时最大的富豪克拉苏还多，那他为什么要花费可怜的信徒们的钱，而不掏自己的腰包来建造圣彼得大教堂呢？约束滥发特许，为死者举行弥撒、朝圣等；废除野外小教堂；减少教会节日……我们应当让世俗政权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中执行它的职务，不要加以任何阻碍。无论什么人，不管他是教皇、主教、传教士，或是修女，世俗权力都有权来管他。

——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致德意志的基督教贵族书》

材料三学者在比较王阳明和马丁·路德时，主要有以下观点：①王阳明的学说，突出人的地位与主观能动作用，称其为中国的马丁·路德，确有一定的道理；②就王阳明学说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度广度而言，远远不及同时期马丁·路德及其引发的宗教改革。

——据胡万年《王阳明良知自律的研究》等整理

材料一

春秋时代社会剧烈变动，各派政治力量大分化大改组，社会中不尽如人意的弊端暴露无遗，思想家们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们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复古与怀旧成为一股思潮，孔子便是这种思潮的代表。

——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当历史向前演进，有识之士不能不想到，本土思想与佛教相比，自身有一些弱点、不足，例如，佛教讲祖统，禅宗最讲祖师法裔继承关系，.而中国儒家没有这样的统绪。中国儒家谈“人道”，着重于人的道德实践，但缺少应有的抽象哲学理论。

——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

“天理人欲， 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存则天理灭。”

“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 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

——朱熹《朱子文集》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 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 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 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