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两汉的户籍是在秦朝户籍框架下进行的。但这并不是说两汉户籍制度就没有独到之处。汉代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兴、厩三篇而成，称为《九章律》，自此，关于户籍、赋税的户律便正式入律。其次，汉代户籍簿上要“具署郡、县、里、名、姓、年、长、物色”，以及有无残疾、职业、爵位、财产等。为确保户籍登载的真实性，防止脱逃赋役，汉代还实行案比的制度，即户口调查，清算人口。

——摘编自姚秀兰《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

材料二  按照《宋史》记载：“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保正”。除了将所有的人户按照一定数额进行编排之外，更重要的是实行伍保法连坐制：“同保犯强盗、杀人、放火、强奸、掠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如此则保内之人相互制约，互相监督。

——摘编自杨国安《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三  中世纪西欧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为市民争取自由权利的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市民阶层的壮大及其发达的市民社团组织为持续的斗争提供了强大的阶级和组织基础；而中世纪前期的基督教文明普及使得市民阶层能够像“兄弟”般团结一致，中世纪城市社团组织都有强烈的宗教精神为基础。中世纪的城市最终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自治权利，并实际上形成了市民阶层的精英人士主导的城市自治格局。

——摘编自陈兆旺《西欧中世纪城市自治的制度分析》

材料一 两宋长达三个多世纪的统治开始于公元960年初。此时的人们，尽管无不渴盼安定太平，却没有充足的根据相信赵匡胤能够稳固他所篡夺来的政权。这个赵宋王朝很可能不过是继梁、唐、晋、汉、周“五代”之后的“第六代”。如何保证长治久安，使宋代不致成为五代之后短命的第六代始终是萦绕在宋初统治者心间的重大问题。宋太祖、太宗及其谋臣在统一国家的过程中，稳步而有层次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统兵体制的变革开始，重建中央集权，有效地杜绝了割据再起的可能性。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材料二 鸦片战争中，清朝方面的接连败北，被归咎于汉奸（大多为福建、广东沿海民众）的活动。开埠之后亦因走私、苦力贸易、海盗猖獗，沿海地区的秩序极为混乱。但这种变动并未像元朝末年和明末清初，在沿海出现自立为割据一方的势力。其理由在于19世纪中叶急速进行的秩序重建。换言之，贸易由海关管理，而中央政府掌握海关和关税；且因海盗势力由英国海军扫荡，地方海上军事实力无所成长；还有以镇压各种叛乱为契机在地方掌握权力的督抚，停留在清朝的架构中并未自立。而且，海关和近代海军等以西方“制度“为基础的体制，比以中国既有“制度”为基础构筑的管理沿海贸易、维持治安的体制稳定，即使在19世纪末的变动期亦未发生动摇。

——【日】村上卫《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

材料三 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古已有之，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丝绸之路”可谓全球化的鼻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认识越来越成熟，务实合作、互利共赢、多元包容成为当代中国对全球化的总体认识和战略选择的出发点。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不断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同时，中国开始用自己的能力反哺世界。中国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自2006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稳居世界第一位。2013年到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经济充满韧性活力，备受世界瞩目。从国内发展到国际秩序维护，中国始终是全球化的正向推动力量。在一次次全球性危机中，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帮助世界经济走出困境。

——王辉耀、苗绿《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

材料   西晋短暂统一中国，初以黄纸登记当地居民户主姓名、年龄、家庭情况，装订成册，称为黄籍。后由于战乱，中原地区大批流民流寓江左，形成了许多侨民郡县，带来管理不便。东晋初，政府将南方土著居民仍以黄籍登记，侨民编入“白籍”不承担赋役，与“黄籍”土著百姓生活无异而负担不同，侨民与土著矛盾突出；有的侨民成为豪门世族的佃客、部曲，出现“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的局面……后东晋政府先后十次颁布命令，将侨民编入所居郡县户籍，与黄籍户一样承担国家赋役，称作“土断”。对于世家大族隐藏户口的，严厉打击。南方土著和北方侨民混合杂居，侨民“后裔遂长为南方之人矣”。“以土断定”使侨置系统与当地系统混合编制，构筑成新的地方行政辖隶系统。

——摘编自雷震《黄、白籍问题与“土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