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人（今属陕西），“长六尺余，体貌秀杰”，通过武举考试成为将领。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反，朝廷军队溃败，玄宗奔蜀。郭子仪从朔方节度使任上率兵勤王。经过多年征战，平定叛乱。后回纥受人唆使，举兵威胁长安，郭子仪已年近七十，率数十亲兵赴回纥军中劝阻。回纥首领深受感动，与郭子仪饮酒结盟而退军。郭子仪“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其麾下数十人成长为文武大臣。经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郭子仪身系天下安危近二十年，子孙与皇室通婚。“时方握强兵，或方临戎敌，诏命征之，未尝不即日应召，故谗谤不能行”。后代史家称赞他为“大雅君子，社稷纯臣”，认为“自秦、汉以还，勋力之盛，无与伦比”。

——据《旧唐书》等

材料一：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二：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