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守宰（宰：地方官），摄制四海，适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后乃谋臣献画（计策），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治，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滑（凶恶狡猾之人）时起，虐害方城，失不在州而在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柳宗元《封建论》

材料二：其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未有定制。中统、至元间，始分立行中书省，因事设官，不必备。皆以省官出领其事。其丞相皆以宰执行处省事系衔。其后嫌于外重，改为某处行中书省。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此由中央政府常派重臣镇压地方之上，实为一种变相之封建。而汉、唐州郡地方政府之地位，渺不再得。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三：唐朝在政治运行机制的继承与创新方面做得比较好，通过制度变化，使政务运行更加合理，唐代的中央政治制度在牵制管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严密的体系。

——摘编自《中国政治文明运行机制路径与选择》

材料四：明太祖认为：“自秦以下，人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从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黄宗羲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明太祖）罢丞相始也。”

材料

     710年，唐睿宗李旦登基，改年号为“景云”。其时，吐蕃、突厥、契丹等与唐关系紧张，以前采取的临时任命将领率兵出征的办法，已难以应对边境危机。景云二年，唐朝派出河西节度使，募集军队，驻守河西走廊，“自此始有节度之号”。同年，改变以前朝廷临时遣使分“道”巡察地方的办法，设置十三道按察使，驻地相对固定，大多由所在地行政长官兼任，代表朝廷纠举、处理所在道的州、县官员违法乱纪行为，“风俗一变”。712年，唐玄宗正式即位，随后十余年间，节度使制度在边境地区广泛推行，十三道增为十五道。这些制度成为“开元盛世”的重要保证，也给唐玄宗晚年的政治动荡埋下了隐患。

——摘编自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等

材料一：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二：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