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地实行没收。被没收来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雇农、苦力、劳动贫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的权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

材料二

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西北局提出的《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在讨论的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分歧，党外民主人士李鼎铭首先发言，有一些中间人士政府委员赞同他的意见，但与会多数政府委员不同意其意见，纷纷发言，坚持尽力维护佃租农民和借债人的权益。经过民主协商，文件吸收了李鼎铭等人的意见，并顺利颁布实施。

——摘编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等

材料三

新中国建立以后，为解决“解放农村生产力，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的问题，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从根本上解决了导致近代中国农村衰落的封建土地制度问题，此后则通过农业合作化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在取消农业税、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等一系列政策方针的加持下，农村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钱宁《从摆脱贫困到乡村振兴》

材料一 中国历代以来的农民暴动，虽然一个跟着一个失败，没有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但每一次大暴动都或多或少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因为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因而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可以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里程碑。

——摘编自翦伯赞《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材料二 19世纪后期，恩格斯指出农村居民包括小农、中农、大农、大土地占有者以及农村无产者等，工人阶级“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中国革命“主要力量在于贫农，没有贫农，使没有革命”，但深受封建社会茶毒的小农，养成了狭隘、散漫的性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成为农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因此改造小农意识，是建党建军的重要任务。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到延安整风运动，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警示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对传统小农意识的批判从未淡化。

——摘编自陈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改造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