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时期，通过门荫入仕的官员，基本都是依父祖官品而决定待选时期及入仕后的职掌和官品的，如唐制规定“自一品至从五品，所荫子孙官品为正七品上至从八品下”等。唐代官员通过门荫后，与科举、流外入流等入仕官员相同，在取得做官的资格后还要参加由吏部或兵部组织的铨选才能真正成为官员，否则只有做官资格而无任职之实。 这些高官子弟“番上或纳资若干年后，随文武散官参加本部的简试，合格者再作为门荫入仕的有出身的人参加吏部或兵部的文武洗”。唐代门荫入仕的选拔不仅仅依靠门资和官品，才学、仪态、道德等也是选拔的重要依据，唐代政府对涉及文化水平和军事技能的才学尤为关注。

————摘编自陈禹澍《唐代门荫入仕制度探析》

材料二

唐代中期以来，随着国家学校的衰落，生徒的力量相对削弱，“怀牒自列于州县”并不鲜见，有些贵族子弟宁愿出自贡举而不由学校，安史之乱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乡贡成为科举的主要来源。 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进士出身者瞧不起以荫入仕者的现象愈益显现。 有人谋取了一官半职，因为不是儒流，甚为时论所薄，即便是杨国忠也要凭借权势，把学业荒陋的儿子硬塞进科举。在唐代已形成的一套较完善的选官用人制度中，才能被放到重要位置，门荫子弟才能平庸、难委要职，国家选人别辟蹊径，无须取才于资荫。例如，文宗时宰相欲提升以父荫补职的浑锣为寿州剌史，文宗不允，反对说“锣，勋臣子弟，岂可委以牧民。……今我念其先人之功，与之致富可也”。

———摘编自杨西云《唐代门荫制与科举制的消长关系》

材料

在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中，隋唐文化犹如一座突兀的奇峰。 与此相应，隋唐人的总体文化素质之高，在封建社会中，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有学者从五个角度对此进行了原因分析：

一、与社会生产力相得益彰的文化素质；

二、宽松的文化氛围；

三、广开才路、奖励文化的统治政策；

四、发达的多元文化教育体系；

五、促使万众向学的科举制度。

———摘编自匀利军、汪润元《隋唐人文化素质高度发展的原因》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选择你认为合理的一个角度进行简要说明。 (要求：角度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由于九品中正制使荐举之责不再属于中央和地方长官，而由专职举士的中正官负责，这些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大都由世家担任，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在品评人物时不看才德，主要看出身门第，他们甚至根据族谱决定取舍，而对寒门庶族则百般挑剔，拒之门外，以至使官僚队伍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摘自胡平《试论科举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

材料二 唐代中书省与门下省共掌中枢决策，号称两省，又合称北省。为了避免决策过程的失误，唐代两省还设有一批谏官，他们是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和拾遗，“左”隶中书省，“右”隶门下省。唐代尚书省位于长安皇城中央纵横南北的承天门街东侧，中书、门下二省之南，故别称南省、南宫。中书门下发出的制敕，皆由这里转发到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州县，或者根据制敕精神制为政令，下达到有关部门。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

材料三

                          元朝形势图(1330年)

材料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田子茂出生于山西忻州一普通农家，幼“颍异于群儿”“稍长则便能武事”。神宗元年年间（1078～1085），先为保甲体制下的保丁，后赴京应试，“天子临轩试之，中第一”，得以“补三班差使”。哲宗绍圣二年（1095）前后，先后担任泾源路第四将队将、鄌延路经略司准备差使等职。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因受改革派吕惠卿之案牵连，一度入狱，后无罪释放，被任命为“绥德军暖泉寒主”。徽宗崇宁四年（1105），在宋军收复银州（今陕西榆林南）战事中立有军功。徽宗政和四年（1114）去世，享年56岁。

田子茂的生平是宋代某些历史场景的再现。从材料中提取历史信息，运用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任选角度，自拟论题，加以阐释。（要求：论题明确，观点正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