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西周的制度发展程度过低，无法更多地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需求，他们力求改变现状，试图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呼唤建立新的社会。

——李静、萧红恩《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历史比较》

材料二  北宋时期，新儒学思潮的振兴，促使“治学”与“从政”的沟通蔚为风气。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参与治理国家政事。他们将个人修养与天下国家之兴亡联系起来，将自我道德名节的完善视为最终目标。

——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王夫之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材料一：先秦诸子，关于政治社会方面的意见，是各有所本的，而其所本亦分新旧。儒家，是综合自上古至西周的政治经验所发生的思想。法家，是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形势所发生的思想。先秦诸子所想解决的，都是人事问题，而人事问题，则以改良社会的组织为其基本。粗读诸子之书，似乎所注重的，都是政治问题。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汉武帝时代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实现了治国方略的历史性转变。汉武帝大举贤良文学之士，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就汉武帝提出的命题发表对策，讨论成就治世的策略。齐地儒生公孙弘以精通《春秋》之学升迁为天子信用的重臣，相继任博士、太常、御史大夫，丞相并受封平津候，于是“天下之士靡然向风矣”。

——摘编自张岂之 《中国历史》

——摘自《中外历史敢要（上）》学习聚焦 

材料二 “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繁荣的鼎盛时代。诸子学说的不少命题成 为后代学说的萌芽形态，后来的学者大都从这里吸取思想材料或理论形式，进行改造和发展的工作。 

——摘编自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