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因脱离氏族社会未远，商代尚未确立专制王权，神权在很大程度上凌驾于王权之上，表现出浓厚的神权政治的色彩。迄今为止，殷墟所发现的近15万片带字甲骨中，除极少数为商王室记事之用外，其余都是商人占卜鬼神的结果。在商代社会生活中，无一事不求之于占卜，一切依从占卜的结果而行事。 商族曾与彭、韦等众多方国结成联盟，伊尹、保衡、伊陟、巫咸等人都是诸方国的首领，同时又是当时的大巫，既代表方国势力，也代表神权。 各方国与担任方国联盟军事首领的商族各司其职，以实现方国联盟内部权力的均衡分配，维持联盟政体的存在。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商代，卜筮是当时人们沟通神灵的渠道，被认为代表鬼神意志，人们对卜筮绝对尊重，“各非敢违卜”。

————摘编自王奇伟《论商代的神权政治———兼论商代的国家政体》

材料二

周人建国后，对殷人的神权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改造。 周武王在《太誓》中对殷纣王的天命观作了激烈的批判，认为天命是根本不能依赖的，提出“天命靡常”的观念。在周人看来，人们无论如何祭祀上帝百神、先公先王，上天总是不可能完全顺从民众愿望的，在此基础上周人主张“天人合一”。 周人打破了殷人把神权高度集中在王室手中的局面，将祭祀的权力按不同的阶层分配到上至王公下至士的手中。 西周晚期以来，随着天神威信的下降，人们对天由怀疑到指责，由指责到诅咒。尤其在春秋时期，虽然仍有不少重神事而轻人事的现象，但一些政治上的实力派人士则重人事而轻神事，如晋国的叔向和子产都是这样的人物，“民”的地位与作用逐渐被置于天道与神权之上。

————摘编自王晖、吴海《论周代神权崇拜的演变与天人合一观》

材料一：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

——柳宗元《封建论》

材料二：秦代虽然确立了郡县制这一具有进步意义的制度，但是由于他的残暴统治，这一制度的优越性尚未得以体现……刘邦不愿意重蹈秦短命的覆辙……采用的是……混合体。

——李晓杰《体国经野：历史行政区划》

汉初制度大多不切实际，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声甚高，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

——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材料三：北宋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削弱地方长官的事权。地方监督知州的通判权力过大，妨碍了地方行政职能的正常发挥。……政权过分集中，分散与削弱了各级机构与官员的事权，虽在较短时期内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但势必形成机构庞大，职能分散，官员众多，吏治败坏，重叠机构之间和官吏之间相互牵制，行政效率低下，使整个国家机器运转不灵。

——艾光国《略论北宋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利弊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