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 2

材料一

唐代时期，通过门荫入仕的官员，基本都是依父祖官品而决定待选时期及入仕后的职掌和官品的，如唐制规定“自一品至从五品，所荫子孙官品为正七品上至从八品下”等。唐代官员通过门荫后，与科举、流外入流等入仕官员相同，在取得做官的资格后还要参加由吏部或兵部组织的铨选才能真正成为官员，否则只有做官资格而无任职之实。 这些高官子弟“番上或纳资若干年后，随文武散官参加本部的简试，合格者再作为门荫入仕的有出身的人参加吏部或兵部的文武洗”。唐代门荫入仕的选拔不仅仅依靠门资和官品，才学、仪态、道德等也是选拔的重要依据，唐代政府对涉及文化水平和军事技能的才学尤为关注。

————摘编自陈禹澍《唐代门荫入仕制度探析》

材料二

唐代中期以来，随着国家学校的衰落，生徒的力量相对削弱，“怀牒自列于州县”并不鲜见，有些贵族子弟宁愿出自贡举而不由学校，安史之乱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乡贡成为科举的主要来源。 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进士出身者瞧不起以荫入仕者的现象愈益显现。 有人谋取了一官半职，因为不是儒流，甚为时论所薄，即便是杨国忠也要凭借权势，把学业荒陋的儿子硬塞进科举。在唐代已形成的一套较完善的选官用人制度中，才能被放到重要位置，门荫子弟才能平庸、难委要职，国家选人别辟蹊径，无须取才于资荫。例如，文宗时宰相欲提升以父荫补职的浑锣为寿州剌史，文宗不允，反对说“锣，勋臣子弟，岂可委以牧民。……今我念其先人之功，与之致富可也”。

———摘编自杨西云《唐代门荫制与科举制的消长关系》

材料一  宋代科举制度比唐代更趋成熟，集中反映在科举考试的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上，如殿试制度的确立，以及与考试有关的各种办法的制订和实施。宋真宗咸平中，凡试卷，封印院糊名送知举官考定高下。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又设立誊录院，即每份试卷命“内臣收之，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别以字号第之；付封弥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付考官定等毕，复封弥送覆考官再定等，排列官阅其同异，未同者再考之”。宋真宗还下诏，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即另设考场、另派考官。当时这种回避之法，不仅亲戚，而且门客也回避。此外，宋代对应试多次的士子，特赐各种出身，以防止“不得志者”心生怨恨。 

——摘编自姚培锋、齐陈骏《宋代选举用人制度述论》

材料二  在实行文官制度前，英国实行恩赐制，官员的任免决定于国王的意志。1621年，著名学者罗伯特·伯顿在其广受赞誉的《忧郁的剖析》中颂扬中国从哲学家和博士中挑选行政官员，以讽刺英国的政治现实，推动自己国家的政治改革。1733年3月号《绅士杂志》说：“所有的著作家都赞同这样的看法：中国人在治国之术方面超过所有的民族，……官爵不是世袭的，……官员是一年一度在中国大城市中选拔出来的。” 政治新闻记者优斯塔斯·布格尔， 著名外交家、作家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等人在《伦敦指南》、 《伦敦杂志》、《工匠》和《雾都杂志》上都用中国的准则、箴言和习惯做法来攻击执政者， 提出中国根据学识选拔人才的制度是值得效仿的。这促使科举制度对英国国家政治产生持久影响。

——摘编自施忠连《科举考试与西方文官制度》

材料三  中国公务员制度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情境下独有的制度创造。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务员制度有着自身特殊的演进动因。公务员制度是为了改革完善我国干部人事制度，实现政府人事管理制度科学化目的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升级，亟待政府作出回应。制度内在张力广泛存在于制度建立、运行和变革等一系列的过程中。就公务员制度来说，公务员制度中的某些环节和内容存在衔接不充分的情况，这会导致公务员制度中的部分管理措施执行不畅，限制公务员制度的整体功能发挥，难以达到公务员制度理想的制度设计和实施效果。公务员自身的职业需求也是公务员制度变革进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公务员队伍自身的需求从侧重保障维度转向侧重发展维度。

——摘编自苏立宁、江余《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变迁历程、演进特征与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