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辽太宗时，随着辽王朝疆域的不断扩展，不同民族之间在生产方式、社会习俗方面的差异为其统治带来日益严重的困难。契丹征服者一时尚不能适应高度发展的中原农耕文明，而又无法改变先进的农耕经济，于是“因俗而治”，确立了“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一朝双轨政治制度。北面官制是统辖契丹畜牧经济的体制，执掌辽王朝最高军政大权。南面官制则“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仿唐制“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

材料二：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指辽、西夏）所为，皆与中国等。

材料：榷场，即指宋、辽、金、元各在边境所设的由官府主导控制的对外贸易的市场，也称“官市”。辽朝开国之初俘获大量汉族及其他民族之民众，大力开发农业。太祖耶律阿保机基于南北经济早已密切联系以及安边绥远的目的，在统治的边缘地带设立了最早的榷场——羊城榷场（今河北省张家口市）。羊城榷场毗邻炭山之北的产盐区，地理位置比较重要。澶渊之盟后，宋在河北沿边陆续开放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四榷场，辽也在南京道之新城及西京道之朔州南境等地设榷场多处，与宋朝互市。双方都在榷场设置专官监督贸易，征收榷税，密切了南北经济、文化联系。此后，宋、辽百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礼尚往来，通使殷勤。

——摘编自程嘉静《辽代榷场设置述论》

--摘编自赖美琴《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材料：

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勘，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

草原与滨海地带，其所凭以为资生之地者不仅感其不足，抑且深苦其内部之有阻害，于是而遂有强烈之“战胜与克服欲”。此种民族，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此乃与其战胜克服之要求相呼应。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

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子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

——摘编自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该书写于1940年代）

结合中外历史，评析钱穆的观点。（要求：自拟论题，史论结合，叙述成文，条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