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教化思潮在宋代备受士大夫推崇，他们按照儒家的教化方式，把国家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灌输到民众日常生活中。

    北宋名儒贤臣蔡襄在知福州、知泉州时，积极提倡兴立儒学，亲自过问教学内容，并荐举儒士周希孟、刘柯述等人充任福州州学教授。他主张“约古制而立今礼”，使“上下有节，车服有序，礼让兴行”，认为这是“远罪省罚”的一种途径。同时，他组织大修水利，为推行教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在福建转运使任内，恢复莆田五塘水利尤为突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肃清地方泛滥的鬼神信仰、清除地方杂祠淫祀。至于巫术主病，蛊毒害人之类，亦痛加断绝，然后择民之聪秀者，教以医药，使为民治病。他所推行的教化实践，对当地今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康武刚《论蔡襄的教化思想与实践》

材料一北宋前期实行官职名衔与其具体从事工作的分离，造成官职中纷繁复杂，名实不侔的现象，宋神宗年间改革官制，从“正名”入手，改变诸司官员名衔与实职分离的状况，全面调整中央官像制度，划分权限，对“领空名者一切罢去”；将原有散官名称加以改造，形成新的一套寄禄阶称谓；选拔官员的途径有科举考试、学校考选、恩荫补官、吏员出职、杂色补官等。

材料二宋代对于在任官员的考核（当时称为“考课”或“课绩”）以“循名责实”为目标，对官员品德操守及才干绩效进行综合评定；对“德行”的考核被置于重要地位，”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构成德行“四善”；课绩比较重视才干的考查核实、力求做到“凡职皆有课，凡课皆责实”，官员在申报课绩时填写非常具体的“实绩”、“实迹”，由负责部门核验填报内客，作为课绩定等的主要依据；课绩定等通常根据职务高低要冗等既定因素，对绝大多数官员固定“常考”，能力绩效互不相同，考第却无不同，这从根本上违背了“黜陟能否”的精神，全然失去了针对性与激励的意义。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卷三》

材料一

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的途径主要有四条，即设立变法的专门机构，鼓励神宗独断，改变监察 机构的性质，用人以是否拥护新法为标准。它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使皇帝时代最为进步的体 制——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遭到了破坏，民主性减少，专制性加强。监察机构成了政府的附庸，为权臣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实用主义的用人路线，使社会风气大坏，投机钻营者得势，贪污贿赂成风，政府成为腐败的温床。

——摘编自漆侠《王安石变法》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有四次大变革或变革的尝试，分别是太平天国后的“变法自强”，戊戌年前后的维新运动，义和团事件后的“新政”，1910～1911 年的“请开国会”运动，这四次改革都是中国和列强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加上丢失领土乃至亡国的危机感，在激发了统治集团和民间变 革图存意识的情况下，逐步实施的。然而，这些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摘编自戴鞍钢《晚清史》和黄治军《大清灭亡启示录》等

材料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遇到的 阻力越来越大，面对的暗礁、潜流、漩涡越来越多。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交织叠加、错综复杂。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