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掀起了一个翻译、引介、学习西方的“西学东渐”的热潮。这时的“西学”并非特指一科一门之学，而是囊括各种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总汇。其实，早在明末，徐光启在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接触中就已经意识到中国缺少西方人所具备的那种“实学”，于是倡导“实学救世”，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主张。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倡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与当年徐光启的主张一脉相承。清末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实质上旨在采纳西学为我所用。严复倡导“中西体用一致”，并大量翻译西方近代哲学、逻辑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各种社会科学学说，引入“天赋人权论”“进化论”等近代西方思潮，提出“统新故而观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其目的在于推行变法维新。

——摘编自张允熠《东学西传、西学东渐和中西融合》

材料一  传教士们进入中国后，常常游历四方，到处传教，因而对中国有了比较切实的认识。他们根据自己的见闻和经历写下的札记、日记、书信等等，在欧洲人叚前展开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大大开阔了欧洲了解东方的视野。利玛窦留下的关于中国的礼记，内容包 、括了当时明代中国的各方面情况，以及耶稣会自沙勿略以来在华传教的过程。1614年，比利时藉耶稣会金尼阁将这部札记带回欧洲，并将它由意大利文译成拉丁文，于1615年在德 国奥斯堡出版。  

——摘编自任继愈《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

材料二 1900年，基督教在华北广泛地受到攻击，然后攻击者被一次多国的外国入侵所镇压，在这一转折期以后，传教运动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具有良机的新时代。通过i860 年中法《天津条约》中的一个花招取得的“在所有的省粗地和钩地”的权利，可以越来越频繁地加以利用，以便在限制其他外国人的远离条约港口的地方建立布道坫。如下表（1919 年新教各教派的相对力量；显示主要教派的力量而不考虑它们来自何国）：

 ——摘编自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材料一：

材料二：社会中应有“共同意志”，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而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于是，这一结合行为立刻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这是至高无上的人民主权，不可侵犯，不得转让，不受限制，不准分割……为维护这一主权，必须使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包括立法、司法、守法、受法律保护、受法律制裁各方面的平等……政府官员只是人民委派的工作人员，不享有主权。随着政府职位诱惑力的加大，人民应采取更有力的监督手段……人们在行使自由权时，绝不允许损害他人的自由，否则他自身也就不自由了。这时，共同意志就要通过法律手段制裁他，“强迫他自由”。

——摘编自卢梭某著作

材料三：“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技术），相形见拙，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近年来政象所证明，以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日：伦理的觉悟，为吾人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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