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哲学家们在晚周（注：春秋战国）时期大动乱的形势下，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安抚人心的原则。

——（美）泊恩斯等《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其实儒家思想取得胜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两汉400余年，它渐渐由孔孟时期的原始儒学衍化为掺杂了诸子思想和古代迷信的庞杂思想体系……与其说儒家思想征服了汉代学者，不如讲是汉代学者改造了儒家思想。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材料三：黄宗羲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提出要“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立“天下之法”，废“一家之法”。“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又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忘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时期，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许多人称为17世纪中国的“民权宣言”。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14—17世纪中外部分著作

材料反映了14—17世纪中西方历史发展的一些相似与不同之处。请任选一个角度，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汉承秦制”之说早为学界所公认，秦律中“严于治吏”的精神在汉律中有着深刻的反映。与秦律相似，汉律亦有关于荐举官吏的法律规定。如《二年律令·置吏律》规定：“有任人以为吏，其所任不廉、不胜任以免，亦免任者。其非吏及宦也，罚金四两，戍边二岁。”秦简《法律答问》中有：“害盗别徼而盗，驾（加）罪之。”而《汉书·王子侯表》也记载：陵乡侯欣“建始二年，坐使人伤家丞，又贷谷息过律，免。”汉律在秦律基础上，针对王侯、官吏朋比为奸、结党营私制定了“左官’’“附益”“阿党”“更相荐举”等诸法……执法的严格性，使朝廷法令对各级官员产生了巨大的震慑力量，督使他们勤于政事，谨慎行事，以免有犯法之嫌。自汉之后，后代统治者在立法、司法方面都非常重视“严于治吏”的举措。秦汉严于治吏、“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精神，在今天也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编自孙喆《从汉承秦制看西汉“严于治吏”的法律思想》

材料二：清代王船山认为周“礼士多，府史少而事治，后世令史多而事不济”，因此必须裁汰冗员。王船山认为要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他说：“严者，治史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左传》日：‘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可不戒与”！王船山“把培养官德作为廉政的基本内容”，“把廉政看作吏治的根本”。王船山认为“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所以他认为，惩贪治贪的关键是“唯严之于上官而已矣。严之于上官，而贪息于守令，下逮于薄尉胥吏，皆喙息（即住嘴，此处引申为停止，收敛）而不敢逞”。

——摘编自刘伯兰《王船山严于治吏的法律思想及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