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唐宋时期，中国与波斯的交往达到高峰。双方的商贸、民间交往盛极一时。当时，波斯商人被称为“藩客”，云集长安、广州、扬州和泉州。波斯商人将中东和东南亚的宝石、药材贩卖至中国，又将中国的丝织品、铁制品、茶叶和香料转运至其他地区。密切的经贸交往促进了波斯文化东传，“三夷教”即祆教、摩尼教和景教便是典型。三者皆由波斯人传入，后两者于唐代传入中国，并随着大量波斯人来华迅速发展。其中尤以摩尼教影响最大，一度成为回鹘国教，直至明清才逐渐消亡。波斯文化作为异域文化也吸引着唐人效仿，胡饼、胡乐、胡服受到青睐，唐代文学有许多描写波斯文化的诗句。

——摘自2017年《光明日报》闫伟《古代中国与波斯的文明交往》

材料二：1898年，月，清总理衙门相继奏请开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直隶秦皇岛为通商口岸，均获得批准，这是中国第一批自开的商埠。同年8月，清廷又颁布“广开口岸”上谕，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得侵占。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觊觎，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著沿江、沿海、沿边各将军督抚，迅就各省地方悉心筹度，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辐辏之区，可以推广口岸展拓商埠者，即行咨商总理衙门办理。惟须详定节目，不准划作租界，以均利益而保事权。”

——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三：2019年3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主任李永全在《“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报告（2019）》发布会上的讲话中说在世界局势多变，全球化面临新的艰难险阻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开启了新的合作模式，激活了各种合作机制，创造了诸多合作记录，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为全球治理提出了中国方案。目前，这一方案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理解和支持。”

——至诚财经网2019年3月29曰讯

材料一：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雏形即已出现，魏晋而后，僧人“附商舶”西行“求法”，成为佛教东传的重要方式。宋元时代指南针等远洋航行工具的使用，使海外贸易达到鼎盛。明朝前期，在郑和下西洋的背景下，出现了一批重要的航海著作，如《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记录海行见闻，反映当时东南亚、印度以及阿拉伯、东非等地的风土人情、山川形胜。明后期，郑若曾针对倭寇等问题，在《筹海图编》中明确提出“海防”的主张：“欲航行于大洋，必先战胜于大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一带一路”在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趋势中应运而生，是时代的新生儿……“一带一路”，摒弃制度模式偏见，超越意识形态藩篱，抓的是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马歇尔计划”看上去是一个经济救助计划，其最终目的却在于大国争霸。“一带一路”遵循平等，追求互利。新时期，“一带一路”的精髓恰恰在于弘扬平等互利的好传统，坚持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好做法，追求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好效果。“一带一路”奉行自愿平等参与的原则，沿线各国完全根据本国利益参与进来。

——摘编自人民日报《“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有根本差别》

材料：两千多年来，丝绸之路始终主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丝绸之路让中国的丝绸和文明风靡全球；罗马和波斯在路边缔造了各自的帝国；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沿着丝绸之路迅速崛起并传遍世界，融汇出耶路撒冷三千年的历史；成吉思汗的蒙古铁蹄一路向西，在带来杀戮的同时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融；大英帝国通过搜刮丝绸之路上的财富，铸就了日不落的辉煌；从张蹇通西域到“一带一路”，翻开这部包罗万象的史诗巨著，我们或将发现，丝绸之路不仅塑造了人类的过去，更将主宰世界的未来。

——摘编自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阅读材料，自行选取或提炼一个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阐释。（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

材料一  毛泽东提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是不会成功的”的主张。……到1930年，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人数发展到一个相当大的规模，而农村根据地也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

材料二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先导，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了中国制度变迁的目标。这堪称中国新时期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我国对外开放从沿海逐步向内地推进，在地理区域上进一步开放。到2001年12月，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萧国亮、隋福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一 大体上自1938年10月到1940年10月，国民政府决定以争取美国为主的外交方针，国民政府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援华要求，然而美国最高当局却没有很快作出对华贷款的决定……1940年4月罗斯福签署了专门命令，批准美国志愿航空队援华，同时又批准4500万美元军火器材援助中国。7月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后，美国退让已到了最后关头，决定采取不再退让的方针。罗斯福随即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存款，禁止所有石油运往日本。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结盟共同打击日本。

——谢本书《二战时期的中美友谊》

材料二 战后执政的（日本）吉田茂政府考虑到战败后日本的处境和自身的条件，政治上、外交上采取低调，唯美国马首是瞻。实行了一条“先富国后强兵”的小日本主义的“吉田战略”。因而，日美关系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不平等的、美主日仆的格局。1951年旧金山和会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日美同盟正式形成，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实行“冷战”和争夺世界霸权的走狗。

——杨运忠《走向新世纪中美日三角关系的调整和构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