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儿面

梁晓声

    那天晚上，我在友人家做客。友人乃中年书法家，墨迹很是值钱，其父生前也是一位极有分量的书法家。

    正聊着，忽闻敲门声，声称要找“汪铭老先生”，归还一样东西。友人妻开了门，让进一位20多岁的青年。看其衣着气质，山里人无疑。

    友人问青年从何处来？

    答曰从大兴安岭林区来。

    问归还什么？

    青年犹豫不语。

    于是友人将青年引入另一房间，指墙上其父遗像说：“我是你要找的人的儿子。而且他只我这么一个儿子。”

    青年沉吟半晌，默默从肩上取下布袋，放于桌上。又默默从袋中取出布包，一层、两层、三层，展开三层包裹，现出一块砚来，光润莹洁，精湛浑朴。好一块古色古香的文房之宝！

    友人不禁“呀”了一声，急问：“此砚是怎么落在你手中的？”

    青年说：“为了归还，十几年间我专程到北京四五次，寻找它的主人寻找得好苦！今总算寻找到了，我也从此了却一桩心事……不过我现在好渴……”友人立即吩咐其妻：“快沏茶来！”赶紧让于沙发，待为嘉宾。

    青年饮了几口，讲出下面一段事：22年前，大兴安岭某农场的一个伐木队里，来了一个人，一个神色沉郁、50多岁的劳改分子。

    当天，伐木队长向自己手下的30多名伐木工人打招呼：“我看此人，衣物很少，书却挺多，不卑不亢，满脸正气，这年月，蒙受不白之冤的好人不少。咱们谁也不许为难他。”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证明伐木队长的判断不错。一头熊，闯入伐木人家属住的房子。炕上正睡着一个未满周岁的孩子。那孩子不是别人，正是归还古砚的青年。熊，就卧在孩子身旁，将嘴巴伏在两只前掌上打盹……几个小伙子，攥着利斧，要闯入屋里；有人从窗口偷偷伸进去猎枪……他们被那接受改造的人一一拦住了。他说：“熊在这种时候，一般不伤人。最稳妥的办法，是有人进屋里去，将孩子抱出来……”他以他所主张的方式救出了那个孩子……他在伐木工们的心目中成了传奇人物。伐木队长公然和他交上了朋友，毫无避讳地和他称兄道弟，还经常请他到家里去喝酒……

    一天，他伐木时，碰上了“吊死鬼”——一棵已经伐断的树，被另一棵树半空“扯”住。他碰上了两棵断树被同一棵树半空“扯”住的险情。

    他打准了第三棵的倒势，开动了电锯。

    森林里突然刮起一股风。那风起得好疾，好猛。他刚听一声大喊：“闪开！”——抬头看时，两棵断树被刮得脱了依持，凌空向他压顶砸下来。他还没来得及做出迅速的反应，就被人推出一丈多远，跌倒在雪窝里……参天大树轰然倒下，压着的是伐木队长……

半月后，他离开了大森林。谁也不晓得他将被弄到哪里去，等待他的是凶是吉。他没有忘记向伐木队长的妻子告别。

    他对她说：“你们母子以后的生活肯定会很艰难。我处于这般田地，无法报答对你丈夫的救命之恩。也无力周济你们母子。只有这块古砚，是传家之宝，姑且收下吧。有机会变卖掉。可维持三年五载的衣食。”

    他双手捧砚，挚诚相赠。

    她感激涕零，却坚拒不受。

    最后，他叹息一声，说：“就算我将它寄托于你们吧。若是哪一天，我的处境略有转变，就让孩子带这块砚去找我。我会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友人及其妻听至这里，不禁四目涕视，我看得出，他们内心里都活动着些微妙的想法。

    友人嗫嚅地说：“可是，可是我父亲……我刚才告诉过你的，他已经去世了……”青年说：“我母亲也去世了。母亲去世前，再三叮嘱我——将来一定要寻找到这块砚的主人。当年讲好是寄托于我们的，我们就一定要守信用，一定要物归原主。我千里迢迢又来到北京，只是为了归还这块砚。除此没有别的目的。”

    友人夫妇，顿时肃然。

    青年又说：“允许我再看一眼老先生么？”

    友人愧曰：“当然当然。”

    于是青年第二次至遗像前，三鞠躬后，拱手作别。

    友人问：“你可知此砚现在值多少钱？”

    青年回答：“3年前曾有人出两万元高价求买。虽家境贫寒，但毕竟是信托之物，不欲换钱。”

    友人感慨地说：“这是一块安徽歙县出品的古砚。曾是宫廷之物，归于我家祖上，已传七八代之久。抚之如柔肤，叩之似金声。素享“孩儿面”之美誉。苏东坡曾赞“孩儿面”——‘涩不留笔，滑不拒墨’。可不是区区两万元就能买卖之物啊！”

    遂向其妻暗使眼色，其妻领悟，转身取一信相赠，言内有五千元，聊谢归还诚意……青年坚拒不受。

    友人说：“请稍候。我为你写一条幅，可愿收下？”

    青年微笑，说这是很高兴收下的。

    于是友人铺展纸幅，便用那“孩儿面”细细研墨。研罢，悬笔在手，似一时不知该写什么，侧目求援视我……我沉吟有顷，想出四句话：世人皆图币，君子古心来，孩儿面依旧，朴拙放异彩！

    友人随声落笔，果然龙飞蛇舞，墨迹不凡！

    我望着那青年，心中暗思——好一段古砚情！好一块“孩儿面”！好一位品性古朴未染的青年！

总有那一片蛙声

古清生

    ①在南国的时候，我的窗前有那么一块低洼的草地，春天的日子来临，它便会生长许多的小草，甚至开出一些小小的花朵，招引一些蜜蜂在那里抖着金翅嗡嗡地飞。许多小孩子，很喜欢在那块草地上采花或者玩一些他们认为好玩的游戏。这样的日子总是很温暖的，因为阳光、花草和小孩子们，足以把春天装点得美丽而又亲切，让人忍不住掩卷，心驰神往。但是在五月的时节，就会有一场场的雨水降临，雨水把草地旁的冬青树洗得很绿，那种很清凉的绿，并且注满整个的草地。于是孩子们用纸折起小小的洁白的纸船，来到草地那片水洼子上，启航他们的小小的梦想。

    ②唯有月夜，那块草地是完全属于我的。这时候夜安睡了，一轮皎洁的月儿来到水洼子上，映得那水好一片白。在白水之上，忽然有不知来于何处的小蛙，欢快地跌跌地跳跃，仿佛是要把那一轮月儿从水中端详个究竟，或者坐在月儿之上，让月儿浮托它走。小蛙们如同孩子，待它们游戏得尽情的时候，就一齐坐在水上唱歌。那就是在我的生命中离不去的蛙声了。惯于在夜里读书和写作的我，就极爱着那一扇窗，起起伏伏的蛙声，能让我的思绪飘浮，进入这样一个季节深处。

    ③但我却没有了南国的那一扇窗子，羁旅北京的日子长长，我的窗前，纵是也有这样一块草地，一簇绿柳，在春天的阳光里，还会有一树杏花装点。但是北国没有雨季，我看不到小孩子们折纸船的情景。北京是要到七月或者八月才会有雨，那是槐花开放的时节了。北京的雨与槐花下了一街，一街的槐花雨把整个日子都流淌得芬芬芳芳，但即便是这样的雨，仍不会积上一洼水，引来天使一般的小蛙，所以即使雨后有月，她也在这芬芳里找不到栖落和梳洗的地方。

    ④我固执地想，如是北京的槐花雨能够积成一个洼子，这样一个清浅的弥漫着槐花芬芳的水洼子，有一轮皎月把水映得银银的白，有一群天使般的小蛙，它们围着月儿唱歌，那该是多么的好啊。我常常在雨后的北京的夜里出走，我以为我是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地方的，它就在某一扇窗下，甚至那窗前也有一个痴情展卷的学子，甚至水边，还留着孩童戏水的赤足的脚印。可是，我的出走，却并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地方，我想终归是有这样一个地方的，是我没有找到它罢了。

    ⑤居京的月夜，于我它是散文化的时光，我在键盘上演绎着一个个的梦，情至深处，会忽然在某一段落，浮起一片蛙声，是南国的春宵里那天真烂漫的蛙鸣，初是浅浅低低的几声，孤独而悠远，渐渐地汇合起蛙的合唱，且愈来愈临近我的窗，仿佛就在那一簇柳下。此时人便恍惚地进入以往的时光，一颗羁旅中的心，忽然地一热，为之深深地感动。但待我有心凝神细细地聆听，却发现窗外是一片寂静，静得月的清辉飘落到柳叶儿上发出的细小的沙沙声都能够听到，只是没有了蛙声。哦，此时的我，这才感到深深的失落，原来那一片蛙声，它源于我的梦里，或者说，是那永远也拂不去的幻听了。

    ⑥春天的今夜，便又是这样，我打开了电脑，轻轻地敲出一段怀想的文字，不觉间室外就有了一片蛙声，是如许的亲切，如许的温馨，它拂动着春夜的暖风，沿了情感的脉络缕缕入心。然而我猛然地觉醒，却分明是，寂夜无边！人不由得发现，那暖暖的一缕情思，竟也就化成两滴清冷的泪珠，冰凌般地挂在两腮。

（摘自《漂泊者的晚宴》，作家出版社）

在这里不要叫我妈妈

曾颖

    这个关于母爱的故事，是一个保安小兄弟讲的：

    我是到帝豪小区当保安的第三天认识阿兰的。准确地说，应该是她主动来和我搭讪并请我吃苹果。这是我在这座富人住的小区中受到的最高礼遇。这里的其他住户，通常是车进车出，像害怕掉出冰箱的冰激凌一样地小心呵护自己，而保姆们，也因为忙或别的什么原因，不怎么爱搭理人。

    从相貌和装束上看，阿兰也是保姆，但也许是来城里很久了，她的举止言谈和衣着，并不像其他小保姆那样，浑身上下要么是未谙世事的青涩感，要么就是急于摆脱以往的形象而用力过猛的装扮。她始终穿着一件洁白干净的衣服，套一双价格低廉但样式还算好看的皮鞋，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气，不是桅子花，便是黄桷兰或茉莉。她每次出现，都带着一个小男孩。小家伙白白胖胖一脸营养过剩的样子，他的衣着，永远是最新最时尚的衣裤。

    我的工作，是看护小区的花园。花园占地几十亩，是小区的配套工程，里面有健身路径、游泳池、网球场，还有休闲娱乐广场和儿童游艺设施。我主要负责看门，及时将那些妄图混进去的刷鞋匠破烂王小商小贩和非小区住户阻挡在门外。

    每天下午六七点，阿兰就会带着小胖胖准时来公园。阿兰永远穿着一身浅淡的衣服，而小胖胖，则像一个变身小精灵，身上的衣物和手中的玩具一天一个花样。小胖胖一来，就和孩子们一起去滑滑板车或扮游戏，阿兰就站在一旁，远远地看着孩子，像看一幕精彩的电影，随着他的表现而变换着表情。

    我问阿兰：你的工资一定很高吧？看把孩子带得多好!

    阿兰对此，总是含笑不答。

    几个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和阿兰也混成了熟人，小胖胖每次见面，隔很远就会喊叔叔，有时还会将口袋星的糖，掏一块送给我。我们已将彼此的碰面作为一种习惯，如果偶有下雨或别的原因没看到他们，就会有怪怪的感觉。

    有一天，保安队长对我说：最近有业主反映，外面时不时有非业主混入花园，极有可能是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或小偷团伙的卧底。一定要加强警惕性，将这些不安全因素清除出去。

    领令之后，我睁大眼睛努力寻找队长所说的可疑人物，但几天下来，一无所获。

    有一天，一个中年妇女来向我举报线索，说有个女人，老是带个娃娃来和她孙子套近乎，她在小区里没见过这女人，深度怀疑其动机不纯。

    她指的女人是阿兰。

    这是我不愿认可的事情，但为了不让那女人继续向队长投诉，我决定悄悄查一查。

    这天夜里，我换上便衣，跟在从花园里出来的阿兰身后，远远听见孩子叫阿兰妈妈。阿兰赶紧制止住他，说：小声点，我给你说过多少遍，在这里不要叫妈妈，要是被别人听到了，你就不能来这玩了。

    我悄悄跟着他们，左拐右拐走了几里路，来到一处城中村，这里是外来人口聚居地，我刚进城的时候，也住过类似的地方。

    我跟着他们，从狭窄而杂乱的巷里穿过。突然觉得前方夜色中一大一小两个身影，与周遭的环境是那样的不协调，像两朵花落入垃圾筒。

    在一处小杂货店，他们停下，店里一位明显比阿兰大的男人没好气地说：又跑哪去了？你不嫌折腾？这孩子每月折腾的钱，够我们吃半年了!

    阿兰进店，很快换了件蓝布衫，端着一个盛满碗的大锅，蹲在街边，一面洗一面说：折腾？你忍心让娃娃像咱这样混一辈子？我就是要让孩子去好一点的环境，和素质高的孩子玩!总不能让他跟咱们周围这些野孩子去交流怎么捡垃圾刨沙土？那样就永远完了!我不能给他好的环境，但我一定要让他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男人没言语了，空气中只有小胖胖轻声哼着从别的孩予那里学来的英语儿歌。

    我没有把所看到的情况向队长汇报。每天仍努力以平静的神态，继续和阿兰母子打着招呼。直到半年后，我被调去守会所，我还给后任的小徐招呼，请他好好照顾阿兰，我依稀记得，我的前任老吴，在交接工作时，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

    故事讲完，有人在这里面听出了辛酸，有人在里面听出了感动，有人在里面听出了无奈与伤感。不知道你能从中能听出点什么？反正我听完之后，接连两宿都没睡好觉，眼前，总闪着两母子的身影，耳朵里，冷不丁会回响起那声让人心碎的声音：在这里，你不要叫我妈妈!

（选自2011年11月13日《今晚报》）

纯爷们

余显斌

    爷一手抱着爹一手提着刀，在空旷的原野上走过。身后，是死寂的虎山峪，是鹅毛一样乱飘乱飞的雪片。爹被寒风一吹，醒了，伸着胳膊踢着腿哇哇大哭起来。爹的哭声撕扯着原野的寂静，撕扯着原野上的狂风，也撕扯着爷的心。

    爷用脸轻轻贴了一下爹的脸道：“现在，虎山峪就剩下我们爷儿俩了。”爷的声音喑哑着，被狂风阻塞住，哽咽了一下。

    爷的刀上凝着血，复仇的血。

    死者，一个是藤野，一个是韦二。

    为了虎山峪，为了虎山峪一千多口子，爷提着刀摸进城去，手刃了仇人。虎山峪啊，在一个叫作藤野的少佐的带领下，一夜之间被一群披着人皮的东洋野兽围了起来。虎山峪一千多人，上至九十多岁的老人，下至刚出生的娃娃，几乎无一幸免。

    爷是在部队上听到这个消息的，他大叫一声晕倒在地上，醒来后，连夜赶回了家。

    爷离开村子已经两年多了，走时，没娘的儿子放在朋友韦二的家里。爷的老婆，也就是我奶奶，是难产死的。

    可是，韦二在这次劫难中逃了出来，带着自己儿子进了城，却丢下了爷的儿子。

    韦二能跑出来，是因为他有一个做日军翻译的表弟。因了那个翻译的求情，他带着他的病秧子老婆，抱着两个孩子——一个是他的，一个是爷的，走出人群，走向外面，可是迅即被藤野挡住了。藤野瞪着血红的眼珠子问翻译： “不是说出去三个吗，怎么成了四个了？”说完，他仁丹胡抖动了两下，“嚓”的一声抽出战刀，在空中划过一道雪亮的光。

    韦二一惊，顿时怂了。

    韦二的裤裆慢慢洇湿了，竟然失禁了。

    他双手将怀里的孩子送过去，结结巴巴道：“我举报，他……他爹是八路，太君。”

    藤野一把扯过孩子，瞪了韦二一眼，狼一样嗥叫一声，狠狠将孩子掼在墙上，孩子一声没吭就死了。人群里顿时响起一阵惊叫声。韦二的女人见了，张着嘴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然后，藤野举起手，使劲向下一切，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起，中间夹杂着喊叫声哭泣声和咒骂声。当这一切都结束时，虎山峪一千多老少都倒在场地里，没有了声息。

    一桶桶汽油泼上，藤野一声吼，一片火海升腾起来，掩盖了一切。

    爷回来时，虎山峪已经不存在了。

    爷站在那儿，如一尊石刻的雕塑，泪水一颗颗落下来。然后，他抽出背后的钢刀，坐在磨刀石旁，咬着牙使劲地磨起来，整整磨了三天三夜，一把刀磨得雪亮，一双手磨得血水直流。在一个黑夜，爷走了，消失在虎山峪。

    第二天，整个丰阳城炸开了锅，藤野死了，死在一个窑子里，身上连中七刀，刀刀致命。另外，丰阳城还死了一个人，就是韦二。而韦二的儿子却不见了。

    韦二被爷一刀杀了，可是儿子却被爷抱走了。爷恨韦二，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了藤野，惨死在魔爪下，这样的人不死天理不容。至于爹，是虎山峪的爷们儿，得救。

    爹于是就跟着爷，就做了爷的儿子。

    时间，一晃就是十几年。十几年后，解放了，一路从炮火硝烟里走来的爷成了将军，准备回到虎山峪，去祭祀那里的一千多亡灵，祭祀那群十几年前惨死的父老乡亲，告诉他们，小鬼子已经投降了，国家已经解放了，他们可以含笑九泉了。可是，在路上，却发生了车祸。爷被送到了当地医院，需要输血。爹听了，急了，一撸胳膊道：“用我的，我是他儿子。”

    医生听了，忙着抽血化验。

    当爷知道这事后，苦笑一声告诉爹：“不行的。”

    爹不解，忙问为什么。

    爷眼圈红了，再次想起故乡，想起虎山峪死去的父老乡亲，许久，告诉爹：“孩子，你不是我儿啊。”

    爹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到这话，大惊，瞪着眼晴望着爷。

    爷流着泪，把虎山峪的往事告诉了爹，过了一会儿，缓缓地道：“我是你的杀父仇人。”

    爹望着爷，想到爷对自己的好，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爱，不相信地喃喃道：“不会的，怎么会？”

    两人正愣着，医生跑进来说；“快输血，化验成功了。”

    爷不解地望望爹，爹也不解地望望爷。两个虎山峪的爷们儿几乎同时一声大叫，扯过化验单，睁大眼睛瞪着上面的结果，再次傻了眼。

    爷看着看着，猛地醒悟到什么，一声长号，咚地跪在地下大叫：“我的韦二兄弟啊。”

    爹也醒悟了，也咚的一声跪在爷的身旁，流下泪来。

（选自2017年9期《小说月刊》）

那夜，那对盲人夫妻

周海亮

①我永远记得那个夜晚。悲怆的声音一点点变得平和，变得快乐。因为一声稚嫩的喝彩。那是乡下的冬天，乡下的冬天远比城市的冬天漫长。常有盲人来到村子，为村人唱戏。他们多为夫妻，两人一组，带着胡琴和另外一些简单的乐器。大多时候村里会很晚。在娱乐极度匮乏的年代，那是村里人难得的节日。

②让我感兴趣的并不是那些粗糙的表演，而是他们走路时的样子。年幼的我常常从他们笨拙的行走姿势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卑劣的快乐。那是怎样一种可笑的姿势啊！男人将演奏用的胡琴横过来，握住前端，走在前面。女人握着胡琴的后端，小心翼翼地跟着自己的男人，任凭男人胡乱地带路。他们走在狭窄的村路上，深一脚浅一脚，面前永远是无边的黑夜。雨后，路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水洼，男人走进去，停下，说，水。女人就笑了，不说话，却把胡琴攥得更紧。然后换一个方向，继续走。换不换都一样，到处都是水洼。在初冬，男人的脚，总是湿的。

③那对夫妻在村里演了两场。地点在村委大院，两张椅子就是他们的舞台。村人或坐或站，聊着天，抽着烟，跺着脚，打着呵欠，一晚上就过去了。没有几个人认真听戏。村人需要的只是听戏的气氛，而不是戏的本身。

④要演最后一场时，变了天。严寒在那一夜，突然蹿进我们的村子。那夜滴水成冰，风像刀子，直接刺进骨头。来看戏的人，寥寥无几。村主任说要不明天再演吧？男人说明天还得去别的村。村主任说要不这场就取消吧？男人说，说好三场的。村主任说就算取消了，钱也是你们的，不会要回来。男人说没有这样的道理。村主任撇撇嘴，不说话了。夫妻俩在大院里摆上椅子，坐定，拉起胡琴，唱了起来。他们的声音在寒风中颤抖。加上我，总共才三四名观众。我对戏没有丝毫兴趣，我只想看他们离开时，会不会被冰的水洼滑倒。天越来越冷，村主任终于熬不住了。他关掉村委大院的电灯，悄悄离开。那时整个大院除了我，只剩下一对一边瑟瑟发抖，一边唱戏的盲人夫妻。

⑤我离他们很近，月光下他们的表情一点一点变得悲伤。然后，连那声音都悲伤起来。也许他们并不知道那唯一的一盏灯已经熄灭，可是他们肯定能够感觉出面前的观众正在减少。甚至，他们会不会怀疑整个大院除了他们，已经空无一人呢？也许会吧，因为我一直默默地站着，没有弄出任何一点声音。我在等待演出结束。可是他们的演出远比想象中漫长。每唱完一曲，女人就会站起来，报下一个曲目，鞠一躬，然后坐下，接着唱。男人的胡琴响起，女人投入地变换着戏里人物的表情。可是她所有的表情都惨进一种悲怆的调子。他们的认真和耐心让我烦躁。我跑回了家。我想即使我吃掉两个红薯再回来，他们也不会唱完。我果真在家里吃掉两个红薯，又烤了一会儿炉子，然后再一次回到村委大院。果然，他们还在唱。女人刚刚报完最后一首曲目，向并不存在的观众深鞠一躬。可是我发现，这时的男人已经泪流满面。

⑥我突然叫了一声“好”。我的叫好并不是喝彩，那完全是无知孩子顽劣的游戏。我把手里的板凳在冻硬的地上磕出清脆的响声。我努力制造着噪音，只为他们能够早些离开，然后，为我表演那种可笑和笨拙的走路姿势。两个人同时愣了愣，好像他们不相信仍然有人在听他们唱戏。男人飞快地擦去了眼泪，然后，他们的表情变得舒展。我不懂戏，可是我能觉察他们悲怆的声音正慢慢变得平和，变得快乐。无疑，他们的快乐，来自于我不断制造出来的噪音，来自于我那顽劣的喝彩，以及我这个唯一的观众。我开始安静了下来……

⑦他们终于离开，带着少得可怜的行李。一把胡琴横过来，男人握着前端，走在前面，女人握着后端，小心翼翼地跟着，任凭男人胡乱地带路。他们走得很稳。男人停下来说，冰。女人就笑了。她不说话，却把胡琴攥得更紧。

⑧多年后我常常回想起那个夜晚。我不知道那夜，那对盲人夫妻，都想了些什么。只希望，我那声稚嫩的喝彩，能够让他们在永远的黑暗中，感受到一丝丝阳光。

邮票

萧乾

生活转着多种的轮，抓着一只，就会成为这人一切想望的中心。

我的生活一向就离不开玩耍。如同前年高尔夫球时兴的时候，我的闲暇就都消磨在大华球场里了。今年又给一个同学染上了收集邮票的癖好。起初，人家分我几片印着热带植物的邮票。我觉得怪好玩的，就随手塞在书本里了。

渐渐地，由这朋友的好意，我的邮票竟够填满一个信封了。那同学见到他的耐心已培植起我的兴趣来，也就不那么慷慨地分润了。而我也不好意思再麻烦他，就开始向认识的人讨。对于一切垂问我近来作什么消遣——一句最常问到我的话——的时候，我总毫不踌躇地回答：在搜集邮票，有了别忘记给我。

有一天在植物学的课上，当教员在黑板上描画海棠子房的构状时，我一翻讲义，偶然翻出几片新获到的大清帝国邮票。我正端详那古铜色团龙的姿势呢，坐在我右边的同学把一个蓬乱的头探到我的座位里来。为了怕先生注意，我赶忙藏起，并侧过头来看他那清癯的脸，眉间带点苦相。他自觉冒失，就向我点点头，表示歉意。

这人好像叫赵什么的，去年才转学来的。同学中谁也不理他，他也不理谁。我倒不在乎。我的朋友多半是挺红的脸，成天不是背着冰鞋就是夹着球拍，高高兴兴地玩。这人可不。我们在操场踢球，他把两只手缩在袖筒里，兀自沿着校园南墙的一行小松树走。他不像我，爱给先生画像；他总写字，用轻笔写，又描成立体，然后又填成黑字，终于是涂成一个大大黑团。我从不睬他的瞎闹。有一回好像不经意地看见他在几何命题的空白处描了几个好大的字，头两个好像是什么“誓死”。

第二次上植物班可巧我们都到得早一点。这人在我耳边用极沉重而低微的声音问，“你干啥留那东西？”这辽宁的口音逗得我直笑。玩玩罢咧。这人偏过身子去半叹半哼地来了一声，“玩玩，那么大一片土地都玩掉了。”我不懂他这话的意思，可是老师随着铃声进来了。

我不好再追问，可是我不服。

那天下午我在第三宿舍的楼梯上遇到他了。还是那么一头蓬乱的头发，穿着件破旧的黑学生装，脚下可蹬着双灰残得不成样子了的拖鞋，在捧着一份天津报纸看。瞅见了我，苦笑了一声，就又一面看，一面用笨重的脚步盲目地向楼上走。

我追上了这人，问他：“什么一片大土地给玩丢了，谁玩丢了的？”他把视线由报纸移上我的鼻尖，又哼了一声，就把报纸向我身边一抖，指给我一行黑字看，这不是我注意的体育栏，也不是电影广告；是在头一篇，印着溥什么要称帝的话。

我眼珠一转，这不是说又多了一国的邮票吗？就把手搭在他肩上，问他有没有邮票给我。他好像生了我的气似地，用极不恭敬的样子由鼻子里哼出：邮票多着呢。

呵，我听了真是高兴得不知怎么好。多，多为什么不给我？可是这人撑着一大张纸，丢了魂似地向楼上逃。

我懂得这是我的运气上了门。一种受惠者的敬意顿时由心中钻了出来，蹑蹑地跟在他后面。等他回身摸钥匙的时候，才发现带来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就一面把报纸向胁下夹，一面用勉强的口气说：“进来坐坐。”

这人敢情也懂得客气。我就吹着哨，抬头看了看那写着“三十四”号的房牌，蹦了进去。

这屋子一点也不好，墙上没有半张明星的相片，围着墙用铜钉按满了一些乱写的字。陡然一堆红色拖去了我的注意，那是贴在靠书架壁上的一张纸，一张空白的地图，图的一角涂了一些挺难看的红颜色。我说难看，并不委屈它。比方说，要红得像杨梅吧，看看也还有点甜味儿；或者索性弄成粉红色，像女孩子的脸蛋，多开心呀。他染的偏偏是那么紫红，像猪血似的。呕，并且还在地图旁边写了四个字。这字我认得的，是上上期《良友》第一页印的“还我河山”，我还记得那是《精忠传》里岳飞写的呢。

他用削瘦污黑的指头，在披散的头发间穿来穿去，就光着脚走到他抽屉那里，扯出一封印着“吉林”下款的信封，交给了我。

“揭吧，这是你最后的一个！”

天，黑乌乌的，几颗残星在一程灰云左近怔忡着。

“有月亮多好呵！”我说。

“不，”他仰起头来，“惟有这黑漆漆的才是我们的世界。”

“其实，也不怪你。人都爱玩，爱活泼；谁爱皱眉，爱流血？可是倒霉的你是在帝国主义者蹂躏下的中国人。你没死，是因为还没杀到你这块儿。早晚——除非你堵上耳朵，闭上眼睛，也不成，也不成。”

“我爸爸新近给鬼子捉去了。之前一家杀的就剩我们三个。我去年逃进关来，只剩他老两口。这回，就剩下我妈一个人了——”说到这儿他狠命地用拳头打了一下秋千的柱子。“我恨不得飞了回去，落在那鬼子的身上，咬他个稀烂。”

这想法好像给了他多少快慰似地，就握住了我的手，说“都不死，永远就都当猪！你还小——”

我仰头在黑暗中辨视他的脸，心下好像是说：“我不小。你看，我也哭了。”

后来，我才发现那有“吉林”下款的信封背面用铅笔草率地写着：

“我走了。羡慕你睡得舒坦，不忍叫醒。昨夜话，莫忘。邮票，随你撕。那住址只告诉你：我拼命的场所。无从通讯。——知名不具。”

唉，唉，不中用的我。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

（选自《篱下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