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清时期，蒙学教育非常兴盛。洪武八年命天下立社学：“但有三五十人家，便请个秀才开学，教军民之家子弟入学读书。”清康熙时正式向全国推广义学：“各省、府、州、县，多立义学，聚集孤寒生童，励志读书。”无论是社学还是义学，都是本着为天下所有儿童提供同等教育的精神而开办的，但这样的教育理想在现实中总要打些折扣，比如明朝“倡优隶卒之家子弟，不许妄送社学”……蒙学教育的私学形式是私塾，蒙师按照乡里最诚敬的礼节聘请……官学蒙师经乡民推举或地方官选定，“具书致礼”，正式聘任。……明清蒙学重视道德教育……从人的先天根基开始，通过启蒙教育，使之逐步趋成于圣人的人格和境界，奠定一生发展的道德与文化基础。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大众教育是19世纪后期的大众社会的产物……1900年，许多欧洲国家都建立了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小学，为大众提供免费的义务性基础教育。自由主义者相信教育对于个人和社会的进步都是很重要的……对工业家来说，大众教育培养了满足他们需要的工人。然而大众教育的主要推动力还是政治性的，选举权的扩展需要有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选民。义务性的大众教育向被教育者灌输爱国主义，使大众国民化，这为更高程度上的国家整合提供了机会。

——摘编自斯皮瓦格尔《西方文明简史》

材料一：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中西戏剧史上的并峙双峰。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和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堪称世界文学艺术的瑰宝。

    受到当时反理学、反传统、反专制的异端思想影响，汤显祖的《牡丹亭》“以情反理”，抒发了杜丽娘出自本性的热爱自然与青春，追求幸福和美好的纯真情感，憧憬了人的生命的完美实现。莎士比亚的作品则反对神，关注普通人的社会生活，把新兴市民阶层的喜怒哀乐及其故事搬上舞台，热情讴歌人的尊严、价值和力量，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

    汤显祖的戏剧题材范围比较狭窄，以其熟悉的科举官宦生活为主，表达的是传统儒人的思想感情和时代脉动，是士大夫文化的深入拓展，影响力因而也局限于文人圈。莎士比亚的作品则代表了市民文化，题材包罗万象，充分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完整性，堪称当时英国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注目与喜爱。

    汤显祖运用雅化的文言曲词工具，按照严格的曲律格范进行曲牌填词，受到文人们的极高赞誉，广大民众却难以产生共鸣。莎士比亚的作品广泛采用当时蓬勃兴起的市井民间语言：民谣、俗语、俚语、古等，通俗易懂。

材料二：莎士比亚戏剧应和着文艺复兴的声势，在17世纪陆续传入德、法、意、俄和北欧诸国，对欧洲各国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不可忽视的是，莎士比亚戏剧还卷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际遇；随英语世界扩张和世界文化的西潮东渐之风浸润到各大洲，最终传遍了全球。

——摘编自《汤显祖和莎士比亚：16世纪戏剧双星的文化际遇》等

材料：张元济（1867—1959），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总理衙门章京等职，支持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张遭“革职永不叙用”，后经李鸿章介绍，入南洋公学（近代著名官办高等学堂，今上海交大前身）任译书院主事兼总校，开始编译出版教材和参考书籍，实现了人生第一次跨越。在这期间，张元济主持出版的最有影响的书籍是严复翻译的《原富》（即英国亚当·斯密著《国富论》）。

1902年张辞去南洋公学职务，到商务印书馆筹建编译所。至此，张元济实现了人生第二次大跨越。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颁行，教育改革思潮再次兴起，编写得体、符合教育科学规律的教材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张把握住了历史机遇，1903年推出中国第一套现代教科书——“最新教科书”，1912年又推出“共和国教科书”，为变革中的国家确立了全新的文化标准。

——据张人凤《戊戌到辛亥期间的张元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