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阅读或是写作，字的难处在意义的确定与控制。字有直指的意义，有联想的意义。比如说“烟”，它的直指的意义，凡见过燃烧体冒烟的人都会明白，只是它的联想的意义迷离不易捉摸，它可联想到燃烧弹、鸦片烟榻、庙里焚香、“一川烟草”“杨柳万条烟”“烟光凝而暮山紫”“蓝田日暖玉生烟”……种种境界。直指的意义载在字典上，有如月轮，明显而确实；联想的意义是文字在历史过程上所累积的种种关系，有如轮外圆晕，晕外霞光，其浓淡大小随人随时随地而各个不同，变化莫测。科学的文字愈限于直指的意义就愈精确，文学的文字有时却必须顾到联想的意义，尤其是在诗方面。直指的意义易用，联想的意义却难用。因为前者是固定的，后者是游离的；前者偏于类型，后者偏于个性。既是游离的，个别的，它就不易控制，而且它可以使意蕴丰富，也可以使意思含糊甚至于支离。比如说苏东坡的《惠山烹小龙团》诗里的三、四两句“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天上小团月”是由“小龙团”茶联想起来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关联，原文就简直读不通；如果你不了解明月照着泉水和清茶泡在泉水里那一点共同的清沁肺腑的意味，也就失去原文的妙处。这两句诗的妙处就在不即不离、若隐若现之中。它比用“惠山泉水泡小龙团茶”一句话来得较丰富，也来得较含混有蕴藉。难处就在于含混中显得丰富。由“独携小龙团，来试惠山泉”变成“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这是点铁成金。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这一点生发上面。

血的故事

林海音

    南腔北调的夏夜乘凉会，一直聊到月上中天，还没有散去的意思。

    大家被彭先生的故事迷住了。

    彭先生是张医师的朋友。张医师最近常鼓励大家去验血型。大家都没有动过大手术，对于血的一切不够亲切。

    今晚又谈到了血型。这位彭先生说，作为现代的国民，血型不可不验，而且它或许还有意想不到的妙用呢!

    这时，钱太太开腔了：“干脆说罢，我就怕验出是AB型的！”

    钱太太所以这么说，实在也怪张医师，他曾说AB型是不祥之兆。

    “我丈母娘就是AB型的。”这时，彭先生忽然冒出来这么一句话。钱太太“咯”地笑了：“还管丈母娘的血型呢！”

    张医师紧接着说：“提到彭先生的丈母娘，你们别笑，这里还有段恋爱悲喜剧呢！倒是可以请彭先生讲给你们听。”

    “谈起来，是五年前的事了，”彭先生躺在藤椅上，仰着头，喷着烟，微笑着，他倒真是在做甜蜜的回忆呢！“那时秀鸾在秘书室做打字员，天天从我办公桌的窗前经过。”

    “你就拿眼盯着看！”有人插嘴。

    “不错，我盯着她那会说话的眼睛，淘气的鼻子，甜蜜的小嘴儿……”

    “结果认识了没有？”

    “当然有机会认识啦！日子一久，我们就坠入情网了，互订终身。热带的小姐，实在另有她们可爱之处。”

    “台湾小姐？”到这时大家才知道是位台湾小姐。

    “糟糕的就在秀鸾是台湾小姐。”彭先生接着说。

    “我知道，一定是聘金的问题。”有人说。

    彭先生悠然地吸着烟，摇摇头：“是我那位老丈人的问题！”

    “我那老丈人真是铁打的心肠，任凭秀鸾怎么哀求，就是不许她嫁给我。”

    “他认准了‘外省郎’没好的。秀鸾跟她爸说，如果不答应，她宁可去死。老头子也说，你要嫁给那小子，我只当你死了。结果，秀鸾还是投进了我的怀抱。”

    “但是关于你丈母娘的AB型呢？”这时钱太太又想起了这件事。

    大家笑起来了，彭先生接着讲：

    “我是很乐观的，我总以为我们结婚以后，一定会把我们翁婿之间的关系慢慢调整过来。可是一年下来，我的愿望始终没实现，有时看着秀鸾挺着大肚子进去，就让我风里雨里站在门口，我真想冲进去。可是我心疼秀鸾，到底还是忍住了。”

    “真惨！”林太太不胜唏嘘。

    “倒是我那丈母娘会偷偷出来塞给我点心什么的。”

    “有一天我独个儿上了老丈人家的门儿喽！”

    “好大胆子！”有位先生插嘴。

    “你以为我上门找打架哪，我是报告秀鸾入院待产的消息去了。大胖儿子生下了，算是又见了一代，可是我们的情形并未见好转，老丈人在他女儿面前连半个字都没问过我。”

    “迭格^【注】老泰山凶得来！”

    “硬是要不得！”

    “有一天，”这段回忆大概很有趣，彭先生自己也未语先笑了，“秀鸾匆匆忙忙回来了，慌慌张张地说：‘爸爸病了！’‘什么病呀？’‘肠子！肠子要剪断！快走。’唉！我那铁石心肠的老丈人呀！也有一天柔肠寸断了！”

    大家听到这里哄然大笑。林太太说：“彭先生，你解恨了，是不是？”

    “不敢！”彭先生虽然这么说，可是仍然可以看出他的轻松。“秀鸾说爸爸需要输血，但秀鸾是A型，小舅子是B型，丈母娘是AB型……”

    “他们都不能给病人输血，买血要五百块钱100CC，共需300CC一千五，秀鸾母女实在着急。我对秀鸾说：‘这样说来，你爸爸是O血型的喽？’秀鸾点点头。我说：‘你何必着急呢！现成的大血人在这儿哪！我也是O型的呀！’

    “第二天，我那干巴巴的老丈人，一把拉住我的手，‘你金家伙！你金家伙’……”

    “你金家伙？是日本话，还是骂人的话？”

    “‘你金家伙’，台湾话‘你真正好’也！我们爷儿俩的手紧紧地握着，两股热血交流，一切嫌隙都被血般的事实给溶化了！”彭先生说到这里，向张医师挤了一下眼，微笑着，“所以，我要奉劝诸位，血型不可不验，它实在有意想不到的妙用！”

    故事讲完了，大家觉得非常有趣，林先生首先说：“血型不可不验，明天就去验。张医师，先给我挂个号。”

    “对！对！血型不可不验。”大家同声地说。

【注】迭格：吴方言，意为“这个”。

乐书

宗璞

    多年以前，读过一首《四时读书乐》，现在只记得四句：“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熏风。”这是春夏的情景，也是读书的乐境。

    经常读书，接触的都是别人的精华。读书本身就是一件聪明的事，也是一件快乐的事。陶渊明说：“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金圣叹读到《西厢记》“不瞅人待怎生”一句，感动得三日卧床不食不语。这都是读书的至高境界。

    我不是一个做学问的读书人，读书缺少严谨的计划，常是兴之所至。虽然不够正规，也算和书打了几十年交道。我想，读书有一个分——合——分的过程。

    分就是要把各种书区分开来，也就是要有一个选择的过程。现在书出得极多，有人形容，写书的比读书的还多，简直成了灾。我看见那些装帧精美的书，总想着又有几棵树冤枉地献身了。开卷有益可以说是一句完全过时的话。千万不要让那些假冒伪劣的“精神产品”侵蚀。即便是列入必读书目的，也要经过自己慎重选择。有些书评简直就是一种误导，名实不符者极多，名实相悖者也有。当然可读的书更多。总的说来，有的书可精读，有的书可泛读，有的书浏览一下即可。书经过区分，选好了，读时就要合。古人说读书得间，就是要在字里行间得到弦外之音，象外之旨，得到言语传达不尽的意思。朱熹说读书要“涵泳玩索，久之自有所见”，“涵泳”就是在水中潜行，也就是说必须入水，与水相合，才能了解水，得到滋养润泽。王国维谈读书三境界，第三种境界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种豁然贯通，便是一种会心。古时有人自外回家，有了很大变化，人们议论，说他不是遇见了奇人，就是遇见了奇书。书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过要使书真的为自己所用，就要从合中跳出来，再有一次分，把书中的理和自己掌握的理参照而行。虽然自己的理不断受书中的理影响，却总能用自己的理去衡量、判断、实践。

    其实，这些都是废话，每个人有自己的读书法，平常读书不一定都想得那么多，随意翻阅也是一种快乐。因为从小在书堆中长大，磕头碰脑都是书，有一阵子很为其困扰，曾写了《恨书》、《卖书》等文，颇引关注。后来把这些朋友都安排到妥当或不甚妥当的去处，却又觉得很为想念，眼皮子底下少了这一箱那一柜或索性乱堆着的书，确实失去了很多。原来走到房屋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接触到各种宏论，感受到各种情感，这里那里还不时会冒出一个个小故事。虽然足不出户，书把我的生活从时空上都拓展了。因为思念，曾想写一篇《忆书》。近几年来眼疾发展，几乎不能视物，和书也久违了。幸好科学发达，经治疗后，忽然又看见了世界，也看见经过整顿后书柜里的书。我拿起几部特别喜爱的线装书抚摩着，一部《东坡乐府》，一部《李义山诗集》，一部《世说新语》，还有一部《温飞卿诗集》，字特别大，我随手翻到“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不觉一惊，现在哪里还有这样的真诚和执著呢。

    寒暑交替，我们的忙总无变化，忙着做各种有意义和无意义的事。我和老伴现在最大的快乐就是每晚在一起读书，其实是他念给我听。朋友们称赞他的声音厚实有力，我通过这声音得到书的内容，更觉得丰富。书房中有一副对联：“把酒时看剑，焚香夜读书。”我们也焚香，不过不是名贵的龙涎香，而是最普通的蚊香，以免蚊虫骚扰。古人焚香或也有这个用处？

    四时读书乐，另两时记不得了。乃另诌了两句，曰：“读书之乐何处寻？秋水文章不染尘。”“读书之乐乐融融，冰雪聪明一卷中。”聊充结尾。

（略有改动）

“悲愤画家”廖冰兄

    著名漫画家廖冰兄一生作品达上万幅，其漫画尖锐活泼，针砭时弊，具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意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宽广的人文胸怀，被称作“浓缩的百年中国史”。其中，尤以“为被害的善良而悲，为害人的邪恶而愤”的“悲愤漫画”最为出名。“悲愤漫画”成为廖冰兄代千万人发声的最好工具。

    廖冰兄1915年10月出生于广州，读中学时即开始作漫画。20世纪30年代初期，17岁的廖冰兄开始发表漫画。此时发表在上海《时代漫画》等刊物上的作品，虽然以趣味为主，但其中有些作品却是以幽默含蓄的笔调来批判人世的冷酷、虚伪和不公平，甚至试图穷究这些社会现象的根蒂。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廖冰兄画了一批宣传抗日的漫画，然后带到广州、武汉展出。1938年秋，廖冰兄又创作了《抗战必胜连环画》。这套连环画200多张作品立意新颖，题材广泛，刻画入木三分。这些作品“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都犹如激励军民的号角，响彻云天；更如射向敌人的炮弹，威力强大。它们和千千万万的正规军和游击队融为一体，并肩作战，终于赢得了这场民族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蒋介石在美国的扶持下加紧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全国内战。惨遭八年战乱中的中国人民又一次面临光明与黑暗的抉择。此时，廖冰兄用了半年时间，画了一百多幅漫画，以总题为《猫国春秋》，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展出，这组画抒发了人民对蒋介石独裁政权暴虐与腐败的积愤，以人形的猫鼠来隐喻反动派中的各种分子既狼狈为奸，又互相争夺的丑态，喷发着对蒋家王朝暴虐和腐败的积愤。其中《染血求知》为代表作，当时贪官污吏层层剥削经费，使当时在校学生的伙食质量急剧下降，即便如此，学生们仍然在蚊虫肆虐、夜无明灯的环境下学习。这是一幅20世纪40年代中国惊心动魄的“寒士图”。作品展出时人海如潮，不少学生、农民、工人竞相携带铺盖，披星戴月徒步赶到展区，露宿街头，通宵达旦排队购买入场券。作品对争取民主、反对内战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影响如此广泛的画展是前所未见的。

    1947年，内战已经打响。廖冰兄移居香港。到香港后，廖冰兄加入了中共香港文委领导下的“人间画会”。在廖冰兄的倡议下，“人间画会”举办了“风雨中华”大型漫画联展，反映了中国“遍地哀鸿，弥天战火；金风钞雨，动荡中华”的现状。这是香港有史以来观众最多、影响最大的政治漫画展。

    建国初期，为配合形势，廖冰兄创作了不少时政漫画，其中《打油词画赠教条主义者诸公》为代表作。这组画对“花朵必须向上，太阳只需初升，画人定要笑盈盈，作画清规三订”的教条主义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今天看来仍具有借鉴意义。1957年，廖冰兄也因此画被打成右派，自此停笔长达22年。

    1979年，经过拨乱反正之后，廖冰兄被“活埋了二十年”的漫画重新走上历史舞台。在廖冰兄晚年的作品中，以对十年浩劫进行深刻反思的组画《噩梦录》（1979年）和《残梦纪奇篇》（1994年）的影响最大，令人警省。其中《蝇的株连》记录了“极左”路线制造的历次政治运动——“用重磅的炮弹对付一只小小的苍蝇”，而炸弹之下是无数无辜的良民。画面触目惊心。《自嘲》描绘了自己长期封闭在瓮中，身心扭曲，痛苦不堪；在瓮破之后，仍然不敢动弹的状态。表面上，这幅画描绘“文革”留下的精神创伤，反映的是个体的悲剧，实质上概括了整个中华民族一代人的悲剧。作品于夸张之中满含辛酸，于感慨之中多有庆幸，于鞭挞之中蕴含警醒，成为那个特殊时代不可磨灭的符号。

    “漫画不是玩笑，不是点缀，漫画是一种责任。”这正是廖冰兄倾尽一生为之奋斗的座右铭。

相关链接：①中外古今的漫画大师大都偏于幽默以及所谓黑色幽默，而我的作品却偏于发泄悲愤，不是使人感到轻松，而是感到压抑、震撼。为被害的善良而悲，为害人的邪恶而愤，故我所作多是悲愤漫画。——廖冰兄。②廖冰兄有火一样的性格。他生性刚烈，从来不怕得罪人，历经多个时代而尖刻批判的“硬汉”精神不改。画如其人。他的画中有蔑视王法僧规、锄强扶弱的鲁智深；有憨直、纯真、天不怕、地不怕的黑旋风李逵……  ——著名漫画家方唐

玉卿嫂（节选）

白先勇

    不知怎的，我老觉得这两姐弟跟别人很不一样。比如说吧，胖子大娘也还不是有一个干弟弟叫狗娃的，可是她对他一点也不热络，一径骂他做臭小子，狗娃向她讨些我们厨房的剩锅巴要吃一顿臭骂，才捞到几包；可是玉卿嫂对他干弟弟却是相差得天远地远。

    平日玉卿嫂是连一个毫子都舍不得用的。我妈的赏钱、她自己替人家织毛衣、绣鞋面赚来的工钱，一个子一个子全放进柜子里一个小漆皮匣子中，每次到了月尾，我就看见她把匣子打开，将钱抖出来，数了又数，然后仔仔细细的用条小手巾包好揣到怀里，拿到庆生那儿去。

每次玉卿嫂带我到庆生那里，一进门她就拖着庆生到窗口端详半天，一径问着他这几天觉得怎么了？睡得好不好？天亮咳得厉害不厉害？为什么还不拿棉袄出来，早晚着了凉可怎么是好？天凉了，吃些什么东西？怎么不买斤猪肝来炖炖？菠菜能补血，花生牛肺熬汤最润肺——这些话连我都听熟了。

    玉卿嫂真是什么事都替庆生想得周周全全的，垫褥薄了，她就拿她自己的毡子来替他铺上；帐子破了洞，她就仔仔细细的替他补好；她帮他钉纽子、做鞋底、缝枕头囊——一切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情，她总要亲自动手。要是庆生有点不舒服，她煎药熬汤的那份耐性才好呢，搅了又搅，试了又试。有一次庆生感了风寒，玉卿嫂盘坐在他床上，拿着酱油碟替庆生在背上刮痧时，我直听到她刮了多久就问了多久：“痛不痛？我的手太重了吧？你难过就叫，噢。”忽儿她拿着汗巾子替他揩汗，忽儿她在他背上轻轻的帮他揉搓，体贴得不得了。

    玉卿嫂对庆生这份好是再也没说了，庆生呢，要是依顺起来，也算是百般的迁就了，玉卿嫂说一句他就应一句。然而我老觉得他们两个人还是有点不对劲，不知怎么的，玉卿嫂一径想狠狠的管住庆生，好像恨不得拿条绳子把他拴在她裤腰带上，一举一动，她总要牢牢的盯着。庆生的手动一下，她的眼珠子就转一下，我本来一向觉得玉卿嫂的眼睛很俏的，但是当她盯着庆生看时，闪光闪得好厉害，嘴巴闭得紧紧的，却有点怕人了。庆生常常给她看得发了慌，活像只吃了惊的小兔儿，一双眸子东窜西窜，似乎是在躲什么似的。我一个人来和庆生玩还好些，我们下着棋有谈有笑，他一径露着一嘴齐垛垛的牙齿，好好看。

    要是玉卿端坐在旁边，他不知怎么搞的，马上就紧张起来了，心老是安不下来，时不时就拿眼角去瞟玉卿嫂一下，要是发现她在盯着他，他就忙忙垂下眼皮，有时突地两只手握起拳头，我看到他手背的青筋都暴起来了。说起来也怪得很，庆生虽然万分依从玉卿嫂，可是偶尔他却会无缘无故为些小事跟玉卿嫂拗得不得了，两人僵着，默默的谁也不出声，我那时夹在中间最难过了，闷得好像透不过气来似的，只听得他们呼吸得好重。

    有一件事情玉卿嫂管庆生管得最紧了，除了买东西外，玉卿嫂顶不喜欢庆生到外面去。为了这件事，庆生也和玉卿嫂闹过好几次别扭。我最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妈到姑婆那儿去了。玉卿嫂带了我往庆生那儿，庆生不在屋里，我们在他房里等了好一会儿他才回来，玉卿嫂一看见他马上站起来劈头劈脸问道：“到哪里去来？”

    “往水东门外河边上荡了一下子。”庆生一面脱去外衣，低着头答道。

    “去那里做什么？”玉卿嫂的眼睛盯得庆生好紧，庆生一直没有抬起头来。

    “我说过去荡了一下子。”

    “去那么久？”玉卿嫂走到庆生身边问着他，庆生没有出声。玉卿嫂接着又问：“一个人——？”她的声音有点发抖了。

    “这是什么意思？当然一个人！”庆生侧过脸去咳了几声躲开她的目光。

    “我是说——呃——没有遇见什么人吧？”

    “跟什么人讲过话没有？”

    “真的没有？”

    庆生突然转过脸来喊道：“没有！没有！没有！——”

    庆生的脸涨得好红，玉卿嫂的脸却变得惨白惨白的，两个人嘴唇都抖——抖得好厉害，把我吓得连不敢出声，心里直纳闷。他们两人怎么一下子变得一点也不斯文了呢？

从陶渊明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樊笼”是陶渊明诗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被限制了身心自由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存处境，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支撑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却把人束缚在文明的种种框架之中而不得自由。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国际歌》曾唱遍全世界，“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看，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倒不是太难，“新世界”要完全冲破牢笼却难办得多，哪怕仅仅是冲破思想的牢笼。

    如果说陶渊明生活的农业时代“樊笼”（“樊”字从木）还是由“木头”制作的，那么，到了工业时代，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木笼”变成了“铁笼”，“这个铁笼是机器般的非人格化的，它从形式理性那里借来抽象力量将人禁锢其中”，它“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最终要无情地吞噬一切”“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人类文明在不断发展，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大；但更糟糕的是，人们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强大，人们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确实有一套自我粉饰的招数，能把牢笼打理得如同五星级宾馆，使囚犯忘记自己还是囚犯，使囚犯们积极踊跃地甘当囚犯。牢笼固然可恶，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笼”与“回归自然”的自觉意识。

    现代人普遍相信“进步论”，相信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这种进步论若是以地球生态的尺度来衡量，是不足以证实的。我们的地球生态不但现在不比过去好，未来更让人担忧。尽管如此，现代人还是一心“向前进”，没有人愿意“向后退”，哪怕是后退一小步。

    诗人陶渊明则不同。陶渊明的一声长啸“归去来兮”，实乃对自己前半段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应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哲学，或曰：回归诗学。

    现代人一心期盼乘着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甚至宇宙飞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如此的“飞速发展”，现代人果真距离幸福美满的天堂越来越近了吗？那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我们急促前进企望切近前方的目标，但当我们走近看到它时，它却与我们更加疏远了。

    一线希望在于新时代的灾难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将会再度把人们逼上回归之路，即所谓希望正在于绝望之中。正如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说过的“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