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汉帝国的结构并不是任何人设计的，而是经过战国时代列国纷争，一个一个国家个别尝试，又互相模仿，方出现了秦汉帝国所承袭的国家形态。战国时代晚期，一个国家已是由君主与专业官吏治理，也已有了中央与地方的分层管理。秦始皇统一中国，将秦国已实行的制度施行于全国，汉承秦制，大体未改，但是经过三四代的逐渐改革，专业的文官构成统治机构的主体。

——许倬云《历史大脉络》

材料二：“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

材料三：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政治文明——共和制的重要催生人。他的学说是“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创新”。

——《中华文明史》第4卷

“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制政治。”

——《孙中山全集》第1卷

材料：西汉宣帝（前91年—前49年）亲政后视“霸王道杂之”为必须遵行的“汉家制度”。因出身微贱，知道百姓对贪腐官员切齿痛恨，所以他在诛杀一批地位很高贪污官员的同时，还派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者”。对郡守级官吏，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并不定期派使者对郡守级官吏的工作进行考察，根据考核结果，信赏必罚。他曾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诏令分给“流民还归者”公田，贷给种子与食物，并不要他们出算赋和给徭役。他的“厉精为治”取得了卓著的文治武功，被誉为“中兴”君主。但宣帝为了打击霍氏集团的权力，任用外戚、宦官，统治后期贪图奢侈逸乐，“颇修汉武故事，官室、车服盛于昭帝”，也为西汉末期政治混乱埋下祸根。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