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于西北用兵的需要，北宋在西北沿边建立了大量堡寨，虽其设立的初衷是出于军事需要，但实际上推动了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出现了“蕃汉交易，市邑富庶，全胜近边州郡”的繁盛局面，一些堡寨甚至发展为较大的城镇。而范仲淹开通与蕃部接壤之边界榷场，进行互市，使边民互通有无。一时间“羌汉之民，相踵归业”者达“数万户”。

——杜雪飞《宋代边疆市场研究》

材料二 元“始开唐徕、汉延、秦家等渠，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于是民之归者户四五万，悉授田种，颁农具；更造舟置黄河中，授诸部落及溃叛之来降者”。以后由于大量汉人、蒙古人、回鹘人以及来自中亚的穆斯林教徒的迁入，与他们和睦相处、繁衍生息……在元代的记述中，回回一词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我国的一个单一的和新的民族民称。

——摘自尹江伟《党项民族溯源及其最终流向探考》、杨万全《回族族源探讨》

材料一 早在春秋时期，即已出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的现象黄帝也被建构为“华夏”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华夏”建构谱系化，影响了魏晋时期“五胡”基于“入主中国”的政治目的而对黄帝的攀附。这样就使得“夷狄入中国而主天下”之后，不自觉地继承此前的“华夏”共同体意识。……五代之后，主导中国疆域形成的力量由“夏”转“夷”。“夷”接受“华夏-汉”的“天下”观和政治经验，模仿“中国”的国家政治体制，加以补充、丰富、扩大，“中国”开始由狭义的、单一文化定义上的“中国”，转向国土意义上的、文化多元的“中国”。“华夏”的扩大，为现代中国疆域奠定了前现代基础。

——摘编自吴启讷《族群政治型态的流变与中国历史的近代转型》

材料二   1492年之前，北美大陆生活着多样化的土著美洲人族群，使用250多种语言。16世纪初至17世纪末，西欧移民和非洲奴隶大量涌入。到1776年北美宣布独立时，形成了以欧裔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为主流的“多族化"。一战时，大量南欧、北欧移民，甚至东欧的波兰人、俄罗斯人等为逃避战乱，不断涌入美国，打破了以西欧为主的移民格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族裔政治行动唤起了美国族群争取“少数权利”的觉醒，到70年代，拉美裔和亚裔移民的涌入改变着以白人为主的移民结构。2010年，“多族化”结构转向拉美裔、非裔、亚裔的混合化模式，族群社区构成了独具生命力的文化群。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以族群和文化差异为基础的“多族化”发展，促就了多元文化主义观念的广泛传播，为美国族群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如今，美国“多族化”问题凸显，消解着美利坚民族的公共文化和共同价值，使美国日益陷于族群冲突和社会失序的境地。

——摘编自张飞《论美国“多族化”与族群政治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