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式的情感

叶兆言【1】

①三年前，在纪念祖父诞辰一百周年时，我有一点想不明白，那就是人们为什么总是对整数特别有兴趣。莫名其妙，就成了习惯。记得祖父在世时，对生日似乎很看重，尤其“文化大革命”后期，一家老小，都盼过节似地惦记着祖父的生日。是不是整数无所谓，过阴历或阳历也无所谓，快到了，就掰着指头数，算一算还有多少天。

②有时候，祖父的生日庆祝，安排在阳历的那一天，有时候，却是阴历，关键是看大家的方便，最好是一个休息天，反正灵活机动，哪个日子好，就选那一天。祖父很喜欢过生日，喜欢那个热闹。A.有一年，阳历和阴历的这一天，都适合于过生日，他老人家便孩子气地宣布：两个生日都过。

③想一想也简单，一个老人乐意过生日，原因就是平时太寂寞。老人永远是寂寞的，尤其是一个高寿的老人。同时代的人，一个接一个去了，活得越久，意味着越要忍受寂寞的煎熬。对于家庭成员来说，也是如此，小辈们一个个都相对独立，有了自己的小家，下了乡，去了别的城市，只有老人过生日这个借口，才能让大家理直气壮堂而皇之走到一起。

④老人的寂寞往往被我们所忽视。我侄女儿的小学要给解放军写慰问信，没人会写毛笔字，于是自告奋勇带回来，让祖父给她写。差不多相同的日子里，父亲想要什么内部资料，想要那些一时不易得手的马列著作，只要告诉祖父，祖父便会一笔不苟地抄了邮来。有一段时候，问祖父讨字留作纪念的人，渐渐多起来，闲着也是闲着，祖父就挨个地写，唐人的诗，宋人的词，毛主席的教导，一张张地写了，寄出去，直到写烦了，人也太老了，写不动为止。

⑤我记得常常陪祖父去四站路以外的王伯祥老人处。这是一位比祖父年龄更大的老人，他们从小学时代就是好朋友，相濡以沫，风风雨雨，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友谊。难能可贵的，是祖父坚持每星期都坐着公共汽车去看望老朋友。祖父订了一份大字《参考》，大概因为级别才订到的，王伯祥老人虽然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一级研究员，他似乎没有资格订阅，于是祖父便把自己订的报，带去给他看。B.每次见面大约两个多小时，一方是郑重其事地还报纸，另一方毕恭毕敬地将新的报纸递过去，然后就喝茶聊天，无主题变奏。

⑥说什么从来不重要，话不投机，酒逢知己，关键是看这一点。有时候，聊天也是一种寂寞，老人害怕寂寞，同时也最能享受寂寞。明白的老人永远是智者。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这些老人的寂寞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从老派人的聊天中，明白了许多老式的情感。旧式的情感是人类的结晶，只有当它们真正失去时，我们才会感到它的珍重。老派的人所看中的那些旧式情感，今天已经不复存在。物是人非，生活的节奏突然变快了。寂寞成了奢侈品，热闹反而让我们感到恐惧。

⑦老人最害怕告别，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祖父晚年时，每次和他分手，心里都特别难受。于是大家就不说话，在房间里耗着，他坐在写字桌前写日记，我站在一边，有报纸，随手捞起一张，胡乱看下去。那时候要说话，也是一些和分别无关的话题，想到哪里是哪里，海阔天空。祖父平时很喜欢和我对话，他常常表扬我，说我小小年纪，知道的事却不少，说我的水平似乎超过了同龄人。我记得他总是鼓励我多说话，说讲什么并不重要，人有趣了，说什么话，都会有趣。早在还是一个无知的中学生时，我就是一个善于和老人对话的人。我并不知道祖父喜欢听什么，也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曾经真的是觉得自己知道的事多，肚子里学问大，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源于老人的寂寞。

［注释］【1】叶圣陶是作者的祖父。叶圣陶先生是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他促进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同时，他的教育思想对我国现代教育理论作出了具有独创性、系统性的重要贡献。

好小说，永远在讲好人的故事

1954年5月的一天，在马德里的一家咖啡馆，海明威对前来采访的《巴黎评论》记者乔治·普林顿说：“你可以读读《赛马新闻报》，在那儿你能感受到真正的小说艺术。”海明威强调小说家要具备一颗世俗的心，对俗世生活保有常人鲜有的敏感和热情。

确实，小说是通过描写人的俗世生活来展现人类活着的状态，以及复杂的精神世界的。这注定小说的土壤是生活，是生活中那些世俗的人，琐细的事，微妙的情，那些循环往复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冷暖人生。好的小说家，从来不是抽象地写一种生活，而是要照着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器物、风景、习俗、人情世故、气候变迁、道路的样子、食物的味道、人的感知、事的沉浮，乃至说话的口气、衣冠的穿戴等，去编织生活。生活是有形的，有一张由时间和空间编织的网，一个“壳”。小说家若不能编制一个坚固的俗世生活的外壳，人物的心灵就没有容器来装盛 ， 读者也无从得知人物内心是怎样成长的，情感是怎么演变的，挫折或苦痛是怎么拷打磨砺人的。

一定意义上说，小说家都是生活的专家。照沈从文先生的说法，专家就是有常识的人。小说家不能对生活犯常识错误，那样“壳”破了，读者就不会认同你，甚至嘲笑你。比如前些年电视上冒出一堆抗日电视剧，被观众嘲讽为“雷剧”。为什么？因为常识性的错误太多，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我们常说“真善美”，“真”是首当其冲的，失去了“真”，一切无从谈起。

虽然生活无处不在，人人有份，但并不是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用来写小说。进入小说中的生活，必须经过作家的选择、过滤和重新组织。作家不能沉溺于生活中的某种个人趣味和认知而不能自拔。有一段时间，文学界流行写小事，写私情、欲望，写细碎的生活、心灵的乱象，一些作家甚至津津乐道于此。生活固然有颓败、暗黑的一面，但小说家不能任性直接展示这些颓败、暗黑，因为人的生存不止于这些表面的乱象和败象，人也不甘心于此。事实上，每个人的颓败背后都有复杂的心灵挣扎和精神冲突，这才是一种真实的人生。作家必须深入人的内心生活，要追问，要去伪 ， 目的是挖拓人精神的深度、广度，展现人灵魂深处的纵深感，让人看到暗黑中的亮光、绝望中的希望，获得一种能站立起来的精神，而不是在怨毒和呻吟中沉沦——这是人最基本的真实，像心跳一样，人人共有。

这就是说，尽管作家的世俗心任何时候都必须是活跃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持对生活的敏感，怀有一种饱满的创作热情，不讷于生活对他们的呼唤；但另一方面，作家对庸俗的趣味、赤裸的欲望，对人类内心黑暗的经验以及那种令人下坠的力量，也要保持应有的警惕。好的作家，永远不可能放弃他的批判性，但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更加牢固地树立人的良知，更加强力地捍卫和坚守世道人心。这是文学的尊严，也是作家的责任。好作家永远在讲好人的故事，无论时代如何“喧哗与骚动”，无论生活如何“罪与罚”，无论人性如何“至暗时刻”，他都要劝人在“平凡的世界”里有一颗“勇敢的心”，做一个“良善的人”。

（摘自《中国文学批评》，有删改）

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曾祺

①这是我父亲的一句名言。

②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们那里叫“百脚”），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结实而轻，这样风筝可笔直的飞上去，没有“肚儿”。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人。清明节前，小麦还没有“起身”，是不怕践踏的，而且越踏会越长得旺。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身心都极其畅快。A.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再一块一块逗拢，接缝处用胶水粘牢，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他会做各种灯。用浅绿透明的“鱼鳞纸”扎了一只纺织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红染了色，上深下浅，通草做花瓣，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真是美极了。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穿街过巷，邻居的孩子都跟过来看，非常羡慕。

③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了了，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学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开同乐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有一个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纱帽，一件蓝官衣，扮起来唱“朱砂井”。B.但是没有配角，没有衙役，没有犯人，只是一个赵廉，唱了一段便完事下场。父亲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少年父子成兄弟。”

④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他那时还未从幼儿园刚毕业，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好给他写回信。对儿子的几次恋爱，我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决定。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⑤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