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桥
        我记事很晚，所有关于童年的记忆，差不多都在父母与别人闲谈中得知。在很多人眼里，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笨小孩。
        上学第一天回家在巷口碰上母亲，她问：“老师今天讲了啥？”我想了半天才挤出三个字：“脚板印。”母亲又问一起回来的同学，她说：“老师要我们脚踏实地，好好学习。”大家一阵笑，我也跟着笑。一次不小心摔破了家中珍爱的花瓶，我把碎渣扫到地板中央，再搬个小凳子老实地坐在旁边。母亲回来生气地责骂时，我振振有词地说：“老师讲要表扬诚实的孩子，您却批评我！”母亲忍不住扑哧笑了。
        懵懵懂懂长到九岁，我的思想第一次发生重大转折。
        那年，春天的花开得特别艳，尤其我家向阳的窗下（那里有个半米宽的窄台），花朵更是美不胜收。我喜而忘形，一手扳窗，一手摘花，却忽略了扳着的窗没有插销了。一分钟后那扇要命的窗子开了，把我像球一样从二楼抛下去做了自由落体运动；仙人掌又火上浇油，落地的我已变成昏迷不醒的“刺猬”。后来听说是好心的行人送我进了医院；私下嫌我笨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竟在柜台内晕倒了，苏醒过来跌跌撞撞推开同事就往医院跑；而父亲一脸煞白，骑自行车撞到了电线杆，爬起来车子不要、泥水不管地直往前冲……那天医生差点下死亡通知书，警告说，病人必须一直保持清醒意识。于是父母每隔一个小时忐忑不安地唤我一次。昏昏沉沉往下坠落的我，就被父母一声又一声、柔和而又有力、平稳而又焦急、搀杂着心痛与希冀的呼唤拉回了这鸟语花香的世界。
        那年期末，我破天荒考了个全年级第一。邻居说这一摔没留下后遗症已是万幸，想不到还摔开了窍，变聪明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是48小时的昏迷中母亲带泪的呼唤，父亲紧握我手的力量，是一睁开眼他们憔悴面容上的极大喜悦，与眼眶里滑落的中年人的泪水，让我一刹那长大了。我才知道我对父母是那样重要。心中渐渐清晰的爱滋生成牢不可破的愿望——我要为父母好好读书。拿到成绩单时父母的惊喜和欣慰，让我开心了好久。后来读书成了习惯，一读读到研究生。
        我至今仍不知道我的智商属高属低，这对人的一生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怎样的父母，从懵懵到明事，其实只有一桥只隔；这座桥就是父母温厚的爱。就像黑云经过太阳的亲吻也会变成绚丽的彩霞，再笨的小孩，有父母的爱来呵护，也会成长为顶天立地的栋梁。

孤独温暖的旅程

铁凝

    ①有一个冬天，在京西宾馆开会，好像是吃过饭出了餐厅，一位个子不高、身着灰色棉衣的老人向我们走来。旁边有人告诉我，这便是汪曾祺老。当时我没有迎上去打招呼的想法。越是自己敬佩的作家，似乎就越不愿意突兀地认识。但这位灰衣老人却招呼了我。他走到我的跟前，笑着，慢悠悠地说：“铁凝，你的脑门上怎么一点儿头发也不留呀？”他打量着我的脑门，仿佛我是他久已认识的一个孩子。这样的问话令我感到刚才我那顾忌的多余。我还发现汪曾祺的目光温和而又剔透，正如同他对于人类和生活的一些看法。

    ②不久以后，我有机会去了一趟位于坝上草原的河北沽源县。去那里本是参加当地的一个文学活动，但是鼓动着我对沽源发生兴趣的却是汪曾祺的一段经历。他曾经被下放到这个县劳动过，在一个马铃薯研究站。他在这个研究马铃薯的机构，除却日复一日的劳动，还施展着另一种不为人知的天才：描述各式各样的马铃薯图谱－－画土豆。汪曾祺从未在什么文字里对那儿的生活有过大声疾呼的控诉，他只是自嘲的描写过，他如何从对于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竟然到达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他描绘着它们，又吃着它们，他还在文中自豪地告诉我们，全中国像他那样，吃过这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人，怕是不多见呢。我去沽源县是个夏天，走在虽然凉快，但略显光秃的县城街道上，我想象着当冬日来临，塞外蛮横的风雪是如何肆虐这里的居民，而汪曾祺又是怎样捱过他的时光。我甚至向当地文学青年打听了有没有一个叫马铃薯研究站的地方，他们茫然地摇着头。马铃薯和文学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呀。我却仍然体味着：一个连马铃薯都不忍心敷衍的作家，对生活该有耐心和爱。

    ③1989年春天，我的小说《玫瑰门》讨论会在京召开，汪曾祺是被邀请的老作家之一。会上谌容告诉我，上午八点半开会，汪曾祺六点钟就起床收拾整齐，等待作协的车来接了。在这个会上他对《玫瑰门》谈了许多真实而细致的意见，没有应付，也不是无端的说好。在这里，我不能用感激两个字来回报这些意见，我只是不断地想起一位著名艺术家的一本回忆录。这位艺术家在回忆录里写到当老之将至时，他害怕变成两种老人，一种是俨然以师长面目出现，动不动就以教训青年为乐事的老人；另一种是唯恐被旁人称“老”，便没有名堂地奉迎青年，以证实自己青春常在的老人。汪曾祺不是上述两种老人，也不是其他什么人，他就是他自己，一个从容地“东张西望”着，走在自己的路上的可爱的老头。这个老头，安然迎送着每一段或寂寥、或热闹的时光，用自己诚实而温暖的文字，用那些平凡而充满灵性的故事，抚慰着常常是焦躁不安的世界。

    ④我常想，汪曾祺在沽源创造出的“热闹”日子，是为了派遣孤独，还是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感是他觉得世界更需要人去抚慰呢？前不久读到他为一个年轻人的小说集所作的序，序中他借着评价那年轻人的小说道出了一句“人是孤儿”。

    ⑤我相信他是多么不乐意人是孤儿啊。他在另一篇散文中记述了他在沽源的另一件事：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他把它带回宿舍，精心晾干(可能他还有一种独到的晾制方法)收藏起来。待到年节回京与家人做短暂的团聚时，他将这朵蘑菇背回了北京，并亲手为家人烹制了一份鲜美无比的汤，那汤给全家带来了意外的欢乐。

    ⑥于是我又常想，一位囊中背着一朵蘑菇的老人，收藏起一切的孤独，从塞外寒冷的黄风中快乐地朝着自己的家走着，难道仅仅为了叫家人盛赞他的蘑菇汤？

    ⑦这使我不断地相信，这世界上一些孤独而优秀的灵魂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们将温馨与欢乐不求回报地赠予了世人吧？用文学，或者用蘑菇。

       中午时经过一所小学门前，目光忽然被一个人所吸引。那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坐在地上，面前放一只碗。那只碗很大，现在的人家，很少见到这样大的碗了。她的衣服上居然还带着补丁，她并不像别的乞讨的孩子那样，在面前竖一张纸板或者用粉笔在地上写着悲惨的经历，她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有着一种莫名的神情。

       当时正是放午学时间，那些学生成群地拥出校门，有的走向来接的家长，更多的人涌进校旁的麻辣烫、过桥米线等店铺。那些学生，和这个女孩年龄相仿，却有着迥然的神态，仿佛天地之隔。女孩的身边围拢了一些学生和家长，有的学生拿出零钱给女孩，有的在一旁观望嘻笑。

       女孩很奇怪，如果面前的手递过来的是纸币，她就装进口袋里，如果是硬币，就摆放在碗里。而且摆得极美观，我饶有兴致地看着，她把一枚一元的摆在碗底中央，周围是一圈金黄的五角硬币，在外围则又是一元的，看看摆不住了，便放第二层，一枚压三枚，就像一朵正在慢慢开放的花朵。我看了好久，直到她的碗里摆满了硬币。然后她小心地捧着碗站起身，慢慢地离开。我正要走，忽见女孩走进了旁边的卖麻辣烫的店子，好奇之下，便跟了过去。女孩刚一进店门，便听服务员说：“怎么还要到屋里来了？去外面！”女孩的脸一下子红了，小声说：“我想买一碗麻辣烫，带走！”然后轻轻地从碗里拣出几枚硬币。等她提着麻辣烫出来，又拐向另一边的一家书店，只是在门口犹豫了半天，终于没有走进去。我依然跟着她，她又买了一双凉鞋，很大，看样子不是给自己的，还买了一包低档香烟。口袋里的纸币已经花尽，碗里的硬币也只剩下少半。

       她慢慢地向前走，依然用一只手托着碗，就像在呵护着一朵开在掌中的花。她一边走一边喃喃自语：“还要给爸爸买瓶酒，给弟弟买个玩具……”她回头看了一眼路过的书店，眼中一丝不舍，只是没有停下脚步。我快步超越她，回头看，那只碗里的硬币依然是一朵花的形状，在阳光下闪着灿烂的光。

       我猜想，她或许有着一个极贫困的家，有着一个多病的母亲，有着一个劳累的父亲，一个小小的弟弟。本该是在鸟语书香的校园里读书的年龄，却要在大街上拿着一只碗讨钱，这是怎样的一个女孩，或许懂事、善良、自强等词语已不足以概括，就从她在碗中摆钱的行为来看，她便远远超越了这些。也许是因为她的心中有着美丽的花，她才能把那些硬币摆放成如此鲜艳的形状。是的，和那些同龄的孩子相比，她已低到尘埃之中，可是那些最美的花，

       往往都是开放在尘埃里。这个夏日的午后，我的心被碗里那些闪光的硬币温柔地击中，将那些蒙在心上的尘埃荡起飘尽。也曾艰难过，也曾在黯淡际遇中挣扎，或许那样的时刻，我的心里有执著有坚强，可是同这个女孩相比，却少了最重要的东西﹣﹣．我曾抱怨过，也曾嫉妒过，更是愤恨过，世界在我的眼中，一度如此冷漠丑陋。可这个孩子，即使在如此的生活中，她还能让心上开出花来，而不是结出老茧，真的让人惭愧不已。

       感谢这个穿着带补丁衣服的女孩，那些盛开在碗里的硬币，映亮我生命中那么多阴暗的角落，更像一汩清泉，悄悄浸润，涤尽那些经年尘埃，眼中的世界一下子美丽清新起来。

       看着女孩渐远的背影，才发觉，生活，竟是如此可爱！

    【甲】将军既帝之胄 ， 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乙】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忱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登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上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