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           的黄蜂伏在菜花上，           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宵里去了。单是周围的         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           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           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赃物由两个胜利者均分。我们看到，这整个事件还与额尔金的名字有关，这名字又使人不能不忆起帕特农神庙。从前对帕特农神庙怎么干，现在对圆明园也怎么干，只是更彻底，更漂亮，以至于荡然无存。我们所有大教堂的财宝加在一起，也许还抵不上东方这座了不起的富丽堂皇的博物馆。那儿不仅仅有艺术珍品，还有大堆的金银制品。丰功伟绩！收获巨大！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腰包，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箧。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

汪洋

    曾经，我是一个令父母和老师头痛的孩子，每次考试，我的成绩总是名列第一：语文在榜首，数理化在榜尾，老师对我瞠目结舌。

    母亲忧心忡忡地问起我的前途，一个大学都考不上的孩子能干什么？我说可以当演员，可以当歌手，可以当时装模特儿，可以当作家……最不济还可以当一个商场售货员。强烈的自卑感负疚感像毒蛇一样咬啮着稚嫩的少年的心。

    十八岁时，电视台招考主持人，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前去报考，结果歪打正着竟闯进了电视台大门。那一天天很蓝，柔媚的冬日之阳暖暖地照在那个十八岁的孩子身上，她的眼睛很亮，小小的脸庞因为虔诚而显出纯净的光芒。

    采访、写稿、编片、无休无止地出图像和配音，我一个人干着几个人的活儿，白天黑夜连轴转，乐此不疲。经常在播音室一待三、四个小时，出口播、配专题，播广告……曾经有人凌晨三点要我去配音，我视为对自己的信任，欣然应允，披衣便走。而晚上八九点钟一身疲惫回到家里刚端起碗便被紧急任务喊召回台更是常事。

    如此痴情狂热，无怨无悔。与此同时，最让我感动也最有成就感的是观众的来信。来信虽不说车载斗量，也是蔚为大观。飘飘然过了两年，开始感到厌倦。不是厌倦电视本身，而是自己的状态。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一名电视熟练工，每天按部就班中规中矩地进行着重复的操作，麻木不仁，了无新意。

    难道就这样茫然地碌碌度日？想起被我冷落已久的写作。曾经那么狂热地整本地背唐诗宋词，读泰戈尔徐志摩，我趴在那张油漆斑驳的书桌上，每每奋笔疾书到深夜，换来一篇篇散文出现在杂志报端……我重新提起了笔。一九九九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散文集《紫色情怀》。

    两年前，我决意前往北京，没有和电视台的朋友联系，甚至不看电视，在这座繁华喧嚣的都市，过着隐士般的生活，拯救我的唯有写作。幸运的是，长篇小说《走向彼岸》《暗香》相继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有一段时间，全国新华书店畅销书排行榜前一百位我的两本书都赫然在列，更有许多不认识的读者在网上发表评论，让我又是感动又是汗颜。

    渐渐的，我迷恋上了这种工作，在家中反复地推敲打磨，将一段木头或是一堆泥浆铸造成一件艺术品。

    前段时间时不时有记者来采访我，很久没有对着陌生人说那么多话了，我惊异地发现自己竟然有些词不达意，当问到个什么问题时，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等等，让我回家去写出来给你看！我重新打开电视机，一切都是如此亲切，如此熟悉，原来电视一直都在我心里，一刻也未曾稍离。就在这时，电视台做了一档谈话节目，需要一位女作家做嘉宾主持，于是找到出版社，出版社推荐了我。如此简单的，我又重新走上了电视屏幕。

    2002年的冬天，我坐在飘着雪花的窗前，涂抹着新年愿望：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房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下这文字的时候，我身处偏远的贵州山区，所有的愿望都显得那么虚妄，不着边际，天方夜谭。

    短短三年，如今，每一个愿望都已经或正在实现。

    一个学习不好，屡屡因数理化不及格而将试卷藏在书包里不敢拿出的笨孩子，一个因不懂左右逢源而讨不着别人欢心的傻孩子，一个因讨厌厨房和菜场而不会伺候家人的懒孩子，仅仅因为她的一点点业余爱好，因为不愿与生活同流合污，自暴自弃，仅仅因为她从不曾暗淡过眸子里梦想的光芒，生活就给了她那么多，那么多，已经超出了她的祈求。

    也许通往梦想的路太曲折，太凄迷，也许这世界不符合我们的想象，怎么飞也飞不高，但我们没有资格沉沦，没有资格放弃，我们永远要朝着梦想的地方奔跑，以不屈的姿态，昂扬地在疼痛中奔跑。

    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

过去的生活

王安忆

    ①有一日，走在上海虹桥开发区前的天山路上，在陈旧的工房住宅楼下的街边，两个老太在互打招呼。其中一个手里端了一口小铝锅，铝锅看上去已经有年头了，换了底，盖上有一些瘪塘。

    ②这老太对那老太说，烧泡饭时不当心烧焦了锅底，她正要去那边工地上，问人要一些黄沙来擦一擦。两个老人说着话，她们身后是开发区林立的高楼。新型的光洁的建筑材料，以及抽象和理性的楼体线条，就像一面巨大的现代戏剧的天幕。这两个老人则是生动的，她们生活在高科技的现在，却过着具体而仔细的生活，那是过去的生活。

    ③那时候，生活其实是相当细致的，什么都是从长计议。在夏末秋初，豇豆老了，即将落市，价格也跟着下来了。于是，勤劳的主妇便购来一篮篮的豇豆，捡好，洗净。然后，用针穿一条长线，将豇豆一条一条穿起来，晾起来，晒干，冬天就好烧肉吃了。用过的线呢，清水里淘一淘，理顺，收好，来年晒豇豆时好再用。缝被子的线，也是横的竖的量准再剪断，缝到头正好。拆洗被子时，一针一针抽出来，理顺，洗净，晒干，再缝上。农人插秧拉秧行的线，就更要收好了，是一年之计，可传几代人的。电影院大多没有空调，可是供有纸扇，放在检票口的木箱里。进去时，拾一把，出来时，再扔回去，下一场的人好再用。这种生活养育着人生的希望，今过了有明，明过了还有后，一点不是得过且过。不像今天，四处是一次性的用具，用过了事，今天过了，明天就不过了。

    ④梅雨季节时，满目的花尼龙伞，却大多是残败的，或是伞骨折了，或是伞面脱落下来，翻了一半边上去，雨水从不吃水的化纤布面上倾泻而下，伞又多半很小，柄也短，人缩在里面躲雨。过去，伞没有现在那么鲜艳好看，也没那么多花样：两折，三折，又有自动的机关，哗啦一声张开来。那时的伞，多是黑的布伞，或者蜡黄的油布伞，大而且坚固，雨打下来，那声音也是结实的，啪、啪、啪。有一种油纸伞，比较有色彩，却也比较脆弱，不小心就会戳一个洞。但是油纸伞的木伞骨子排得很细密，并且那时候的人，用东西都很爱惜，不像现在的人，东西不当是东西。那时候，人们用过了伞，都要撑开了阴干，再收起来。木伞骨子和伞柄渐渐就像上了油，愈用久愈结实，铁伞骨子，也决不会生锈。伞面倘若破了，就会找修伞的工匠来补，他们都有一双巧手，补得服服贴贴，平平整整。撑出去，又是一把遮风蔽雨的好伞。小孩子玩的皮球破了，也能找皮匠补的。藤椅、藤榻，甚至淘萝坏了，都是找蔑匠补，有多少好手艺人啊！现在全都没了。结果是，废品堆积成山，抽了丝的丝袜、断了骨子的伞、烧穿底的锅、旧床垫、破棉胎……

    ⑤现在的生活其实是要粗糙得多，大量的物质被匆忙地吞吐着，而那时候的生活，是细嚼慢咽。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