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代自立国起就重视桑棉麻的种植。《明史·食货志·赋役》载“太祖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中期之后，明代棉织业大致可分为南北两大区。苏州太仓、嘉定，“比闾以纺织为业，机声轧轧，昼夜不休”，松江各地则“乡村纺织，所出布匹，日以万计”。有人描述河南的情况：“中州沃土，半植木棉，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衣服，率从贸易。”……解放以来在许多明代墓葬中都或多或少地发现了棉织品，分析后可得出如下结论：明中叶以后墓葬出土棉织物最多，从皇室贵族到平民百姓的墓葬中都有棉纺织品随葬，可见棉布已为社会各阶层所服用。

——摘自姚香勤《明代纺织业发展状况及其特点论略》等

材料二：“张謇对于实业上抱持一种主义，谓为棉铁主义。……为捍卫图存计，若推广植棉地，纺织厂是；又惟有开发极大之富源，以驰逐于世界之市场，若开放铁矿，扩张制铁厂是。”

——张謇：1913年10月出任农商部第一任总长发言《实业政见宣言书》

材料三：1905年3月，宁波人戴瑞卿建立“和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浙江有名的民族纺织企业。1953年底，企业负责人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得到批准。1998年，随着改革的深化，该厂融入宁波维科集团有限公司，逐步成为一家经营群体和骨千职工控股、国有和社会法人参股的股权多元化的现代企业集团。

——摘自《和丰蝶变——宁波近现代工业文明缩影》

材料一：明朝中后期，在松江府一带，几乎每家每户都要从事棉花种植和棉布生产，棉纺织业成为这一地区人民最主要的家庭副业。据正德《松江府志》载：“俗务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一空，其衣食全赖此。”

﹣﹣摘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材料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正处于初级阶段、发展严重滞缓的中国棉纺织工业带来了意外的机遇。1914﹣1922年，中国棉纺织工业在产业规模、市场份额、地域分布等许多方面获得了极其显著的发展，不但结束了多年的萧条局面，而且为其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突出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棉纺织业发展综述》改编

材料一

到明代，进入第四个寒冷期，而农垦成风，“墙(明长城)内之地，悉分屯垦”。沙地植被遭到破坏，到万历年间普遍发生了建筑物被雍的现象。万历三十七年(1609)，榆林卫中路“东自常乐堡起，西至清平堡止”“俱系平墙大沙，间有高过墙五七尺者，甚有一丈者”。是年闰三月，朝廷调兵两千余人，并招募陕北各州县灾民数百人，历时六个月，长城沿线约120公里积沙被抓除到底并运往远地，“沿边一带，焕然一新，不可谓非大工"。

——据韩昭庆《荒漠、水系、三角洲：中国环境史的区域研究》等整理

材料二

榆林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清末民初有6个堡寨、421个村宅、近10万亩农田遭埋压危害。沙区层民为求生计，背扛肩挑，移沙造地，垒石防沙护田，散压柴草挡风救苗，依然不改“满眼尽飞沙”“树少不闻鸦”的景象。金鸡滩村马德宽借风移沙造田，或扬沙移丘，或背驮士石压沙，早出晚归，奋战10余年，夺地20余亩，微产杂粮，仍不解贫。

——摘编自《榆林市志》

材料三

1953年后，埃及政府对治沙实施政策扶植，并对各省的土地开发建设局实行系统领导，协调治沙。埃及还成立了专门的沙漠研究中心，从1979年起建立了5个沙漠士地开发技术实验推广示范中心。这些研究机构与推广示范中心紧密配合，研究成果可以很快得到应用。此外，埃及还从联合国、世界银行、中国、美国、法国等组织和国家获取资金、技术、设备及优质种源等。埃及开发沙农业的成功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摘编自郝晋珉等编著《中国荒漠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材料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防沙治沙工作。1984年，国家允许农民承包治理地。石光银海子梁乡政府签订合同，承包治理3000亩荒沙，成为榆林地区承包治沙第一人。三十多年来，他带领乡亲们多措并举，历经千辛万苦，在25万亩荒沙、碱滩上种活了5300多万株(丛)乔灌木，在毛乌素沙地南缘筑起一道长百余里的“绿色长城”，扭转了“因沙致穷”的千年困局。中国对毛乌素沙地的成功治理树立了生态治理的国际典范。

——据任仲文编《千秋伟业百年风华》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