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和危机之中，救亡的政治思潮纷纷涌现。“省自治和联省自治”成为20世纪初期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其方案是由各省民选省长，制定省宪法，确立省自治，进而通过联省自治谋求全国和平统一。各省军阀纷纷表示拥护省自治，旨在“利用民气，以图自保”。湖南军阀谭延闿首先宣布自治，西南各省军阀相率仿效。资产阶级应军阀之邀参与制宪，或著文立说，各抒己见。章太炎发表文章指出“近世所以治乱者，皆由中央政府权籍过高……联省自治由本省人充当本省的文武官员……自无争位攘权之事。”胡适则通过文章提出“军阀权限太多，中央无力制裁军阀。根据省自治的联邦制……增加地方的实权，使地方充分发展其潜势力，来推翻军阀……已经可以成为号召的旗帜了。”1923 年，随着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公布《中华民国宪法》，“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破产。

——摘编自程舒伟《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

材料一 北宋初期，“言者谓江北之民杂种诸谷，江南专种粳稻，虽土风各有所宜，至于参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宋太宗“于是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并免其租”。1011年，真宗又“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这是原产于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的稻种，又自福建移种于江淮地区。粮食品种交流，不仅提高了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18世纪初，为提升国家实力，许多欧洲大国开始从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引种外来高价值植物，并逐渐形成全球植物流动网络。美国建国初期，在科学实用主义理念的影响下，托马斯·杰斐逊力图通过掌握前沿的植物学知识，建立实验性的园圃，积极参与欧洲国家构筑的全球植物流动网络，实现对外来高价值食用植物、药用植物及经济植物等的引种与推广，最终达到改善美国农业经营模式，增强粮食自给自足能力的目的。尽管杰斐逊引种外来高价值植物的实验大都以失败告终，但仍有部分植物被成功引种和推广。

——摘编自张鹏《杰斐逊的植物引种实验及其对美国农业的影响》

材料三 大豆原产自中国，具有悠久的种植历史。孙中山在《实业计划》（1917～1919）之“衣食住行”中叙述了“大豆工业”计划。该计划设想，一方面，在国内设立新式工厂，以西方工业生产模式革新中国传统手工经营方式，为民众提供优质平价蛋白；另一方面“于诸国大城市设立黄豆制品工场，以较廉之蛋白质食料供给西方人民”。孙中山将欧洲战争作为中国输出大豆的国际机遇，以中国传统的优质植物蛋白置换效能转化率低下的动物蛋白。他曾于1909年参观了好友李石曾在法国开设的豆腐公司，该公司斥巨资打造了当时最先进的豆制品机械流水生产线。孙中山宏伟的大豆出口计划就是以豆腐公司为蓝本规划的。但该计划仅停留在纸上，并未实施。

——摘编自王书吟《素食、科学与反殖民——全球史视野中的孙中山“大豆工业”计划》

材料一

到明代，进入第四个寒冷期，而农垦成风，“墙(明长城)内之地，悉分屯垦”。沙地植被遭到破坏，到万历年间普遍发生了建筑物被雍的现象。万历三十七年(1609)，榆林卫中路“东自常乐堡起，西至清平堡止”“俱系平墙大沙，间有高过墙五七尺者，甚有一丈者”。是年闰三月，朝廷调兵两千余人，并招募陕北各州县灾民数百人，历时六个月，长城沿线约120公里积沙被抓除到底并运往远地，“沿边一带，焕然一新，不可谓非大工"。

——据韩昭庆《荒漠、水系、三角洲：中国环境史的区域研究》等整理

材料二

榆林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清末民初有6个堡寨、421个村宅、近10万亩农田遭埋压危害。沙区层民为求生计，背扛肩挑，移沙造地，垒石防沙护田，散压柴草挡风救苗，依然不改“满眼尽飞沙”“树少不闻鸦”的景象。金鸡滩村马德宽借风移沙造田，或扬沙移丘，或背驮士石压沙，早出晚归，奋战10余年，夺地20余亩，微产杂粮，仍不解贫。

——摘编自《榆林市志》

材料三

1953年后，埃及政府对治沙实施政策扶植，并对各省的土地开发建设局实行系统领导，协调治沙。埃及还成立了专门的沙漠研究中心，从1979年起建立了5个沙漠士地开发技术实验推广示范中心。这些研究机构与推广示范中心紧密配合，研究成果可以很快得到应用。此外，埃及还从联合国、世界银行、中国、美国、法国等组织和国家获取资金、技术、设备及优质种源等。埃及开发沙农业的成功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摘编自郝晋珉等编著《中国荒漠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材料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防沙治沙工作。1984年，国家允许农民承包治理地。石光银海子梁乡政府签订合同，承包治理3000亩荒沙，成为榆林地区承包治沙第一人。三十多年来，他带领乡亲们多措并举，历经千辛万苦，在25万亩荒沙、碱滩上种活了5300多万株(丛)乔灌木，在毛乌素沙地南缘筑起一道长百余里的“绿色长城”，扭转了“因沙致穷”的千年困局。中国对毛乌素沙地的成功治理树立了生态治理的国际典范。

——据任仲文编《千秋伟业百年风华》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