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论世”最早见于《孟子·万章下》。孟子这里所谓的“知人论世”，其本义是指“交友之道”。后经文论家的发展，“知人论世”成为一种论文的方法，即“知人论世法”，是一种要理解文本必须先了解作者为人及其所处时代的论文方法。

    “知人”是指鉴赏作品时必须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状况及写作动机等信息；“论世”是指联系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征去考察作品的内容。“知人论世”是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传统诗歌鉴赏方法，其基本的原则是：分析理解和评价诗歌，必须将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等与作品联系起来。清人黄子云认为，在吟咏之时，应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恍惚之间。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提出，不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不可妄论古人的文辞，知其世，而不知古人的身处，也不可以遽论其文。王国维也认为，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由此看来，在教学古代诗歌的过程中，必要的背景简介不可少。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师要有意识地加以引导，通过持续的背景简介，帮助学生建构文学史的框架，这样学生就会在文学常识积累中逐渐拥有高瞻远瞩、触类旁通的文学鉴赏智慧和能力。

    鲁迅在评论陶渊明时曾说，陶渊明固然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寄兴田园的篇章，却也写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愤世嫉俗的悲壮之歌；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朱熹也曾评论说，陶渊明的诗，众人皆说是平淡，据我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不易察觉，露出其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又如何写得出这样言语的诗句。由此看来，没有对作者及其时代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而是任意取舍，必定会影响到对其诗作的理解。

    唐代诗人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表面上写一位新嫁娘精心打扮自己等待天亮见公婆时的忐忑不安，心理描绘惟妙惟肖，其人呼之欲出。而诗人的本意却是以此为喻，委婉试探自己的诗作合不合主考大人的评判标准。“洞房昨夜停红烛”喜举进士也,“待晓堂前拜舅姑”将见主考大人也,“妆罢低声问夫婿”以所作之诗请教于张籍也,“画眉深浅入时无”能否获主司之赏识也。张籍自是心领神会，于是用同样的手法做了巧妙的回答，《酬朱庆馀》：“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前两句是说朱庆馀德才兼备，文质彬彬，自知文章写得好，但是还不够自信；后两句张籍对其作了肯定的回答，同时流露出对朱庆馀的赞赏之情。不了解诗人这些进献、酬和文字背后的交往，就无法理解作诗的本意。

    “知人论世”对古诗文教学和文学作品鉴赏，对更深刻、更透彻的全面了解作家的创作本意和思想情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王美智《知人论世与古代诗歌鉴赏》)

儒学文化的本质特性

    儒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世界，儒学的思想价值可以用来为实现各国各地区共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促进和改善全球治理服务。这是由儒学所具有的本质特性决定的。儒学在中国产生以后，不仅存在和发展于中国，而且传播到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一直传承和延续到今天。儒学具有持久不衰的生机与活力，有着不断进步的发展前途，也是由它所具有的本质特性决定的。。那么，儒学具有哪些本质特性呢？

    儒学具有开放包容的特性，所以它对别的学说能够兼收并蓄、海纳百川，能够在共存之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也就能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当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产生之时，与它同时并立的还有老子所代表的道家思想、墨子所代表的墨家思想等等。正是由于虚心向道家、墨家等学说学习，认真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儒家思想才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首屈一指的“显学”。当它传播到东亚其他地区时，又能与当地的思想文化相融合，促进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当佛学传入中国后，儒学不仅与之共存，而且将其引为自己的借鉴取长对象。这些都体现了儒学开放包容的特性，以及由此具备的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

    儒学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们“惟是以求、知错即纠”，而不能“知错不改、文过饰非”。实事求是出自中国史籍《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刘德是一个具有儒学思想的人，《汉书》说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中国儒学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以贯之的，是中国历代儒学学者所追求和坚持的。这里举一个例子。东汉著名儒学思想家王充的《论衡》一书有《问孔》《刺孟》两篇文章。文中认为，即使对孔子、孟子这样的圣贤和儒家学说创始人，如果发现他们思想中有疏失有错误，也应加以“问难”，以纠“非”而明“是”。像王充这样敢于指出和纠正前辈儒学思想家著述与言行中错误的学者，在古往今来的中国儒学界所在多有。这说明，求实、求真、求是是儒学文化所具有的重要特性。

    儒学具有经世致用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们做到“知行合一、躬行为务”。所谓经世致用，就是要坚持将儒学的道德要求和思想主张应用于个人的修养和国家、社会的治理，也就是儒学大家们坚持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实干兴邦”。在中国西汉时期，著名儒学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为汉武帝所采纳。实行这一方针的目的和实质，就是要把积极进取、致用为上的儒家学说确立为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正是由于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充分发挥挥了治国理政、开物成务的实践功能，才不仅成就了它对中国文明发展不断作出重大贡献，而且保证了它不断从社会实践中吸取养分，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也是儒学能够长久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一个法宝。

（节选自《教育文化论坛》2016年01期）

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

朱光潜

    艺术一方面要使人从实际生活牵绊中解放出来，一方面也要使人能了解，能欣赏；距离不及，容易使人回到实用世界，距离太远，又容易使人无法了解欣赏。

    许多人欢喜从道德的观点来谈文艺，从韩昌黎的文以载道说起，一直到现代革命文学以文学为宣传的工具止，都是把艺术硬拉回到实用的世界里去。一个乡下人看戏，看见演曹操的角色扮老奸巨猾的样子惟妙惟肖，不觉义愤填膺，提刀跳上舞台，把他杀了。从道德的观点评艺术的人们都有些类似这位杀曹操的乡下佬，义气虽然是义气，无奈是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他们不知道道德是实际人生的规范，而艺术是与实际人生有距离的。

    艺术须与实际人生有距离，所以艺术与极端的写实主义不相容。写实主义的理想在妙肖人生和自然，但是艺术如果真正做到妙肖人生和自然的境界，总不免把观者引回到实际人生，使他的注意力旁迁于种种无关美感的问题，不能专心致志地欣赏形象本身的美。

    艺术上有许多地方，乍看起来，似乎不近情理。古希腊和中国旧戏的角色往往带面具，穿高底鞋，表演时用歌唱的声调，不像平常说话。埃及雕刻对于人体加以抽象化，往往千篇一律。波斯图案画把人物的肢体加以不自然的扭曲，中世纪哥特式诸大教寺的雕像把人物的肢体加以不自然的延长。中国和西方古代的画都不用远近阴影。这种艺术上的形式化往往遭浅人唾骂，它固然时有流弊，其实也含有至理。这些风格的创始者都未尝不知道它不自然，但是他们的目的正在使艺术和自然之中有一种距离。说话不押韵，不论平仄，做诗却要押韵，要论平仄，道理也是如此。艺术本来是弥补人生和自然缺陷的。如果艺术的最高目的仅在妙肖人生和自然，我们既已有人生和自然了，又何取乎艺术呢？

    艺术都是主观的，都是情感的流露，但是它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艺术都要有情感，但是只有情感不一定就是艺术。许多人本来是笨伯，而自信是可能的诗人或艺术家。他们常埋怨道:可惜我不是一个文学家，否则我的生平可以写成一部很好的小说。富于艺术材料的生活何以不能产生艺术呢？艺术所用的情感并不是生糙的而是经过反省的。蔡琰在丢开亲子回国时绝写不出《悲愤诗》，这首诗是痛定思痛的结果。艺术家在写切身的情感时，都不能同时在这种情感中过活，必须把它加以客观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尝受者退位至站在客位的观赏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经验放在一种距离以外去看，所以情感尽管深刻，经验尽管丰富，终不能创造艺术。

美丽《诗经》

    《诗经》是一个谜，它有太多的秘密没有揭开。可是，它实在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

    《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地说，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对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见解而互不相让。即便有些问题看来已被“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和何休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缺乏证据，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更重要的是，否定这个说法，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采诗”说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有《国语》“召公谏厉王”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为公卿列士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看，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的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它的作者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抗战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出版《诗三百篇探故》，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

    上述种种学术疑问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和背景。

    据《世说新语》载，东晋谢安曾问子弟《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谢玄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我一定回答《陈风·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忄刘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亮出来明晃晃啊，那个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条啊，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我曾用“天堂的三个元素”来评述这首诗。美是一种没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压迫我们，但仍让我们仰望；她不刺戮我们，但我们仍然受伤。她如此接近我们，却又如此远离我们；如此垂顾我们，却又如此弃绝我们。这个美丽的女子，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说，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与月已经构成了圆满，我们已无缘参与其间，但她如皎月泻辉般辐射出来的美，还是灼伤了我们的心。对这澄澈圆融的境界，我们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献与之的，也只是这颗怦然而动的心……明月、美人和我们的心，是这首诗的三个主要意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们：天堂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诗经》305首，美丽的诗篇触目皆是，我只是举了一例。《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学者们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

    新媒体是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网络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目前,新媒体主要包括电脑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网络电视、电子出版物等。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具有传播与更新速度快、信息量大、全球性和跨文化性、检索便捷、多煤体、超文本、互动性、成本低的优势,给传统纸质媒体带来巨大冲击。

    媒体的命运取决于它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和所起到的作用。如果纸质媒体的功能完全被其他媒体替代，它将无法生存,如果纸质媒体能够具有其他媒体所不具有的功能,就有存在的价值。阅读是人类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纸质媒体和新媒体可以看成完全不同的两种阅读方式。稳定的空间感,逻辑严密、线索清晰、便于记忆和思考,是纸质媒体阅读的优势;新媒体的阅读者更多的是一种信息的快速获取,记忆和思考退居次要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纸媒体与电子媒体的关系,就不是一个取代另一个的单向演变,而是一种阅读方式与另一种阅读方式的区别。两种阅读方式的不同也给纸媒体和新媒体带来了长期竞争共存的空间。

    借助于现代计算机技术,新媒体实现了高密度的信息储存,单位信息存储成本低,可以方便地实现大量信息的自动化处理,使得部分编辑工作为机器所替代,极大地降低了制作成本;电子信号的易复制性和快速传播性,使其发行成本低廉,使大范围信息传播免费或廉价提供成为可能。但分析新媒体传播内容可见，新媒体传播的信息具有传统媒体的一般特征,和传统媒体没有质的区别。大部分内容源于传统媒体,最突出之处,也仅是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计算机技术的加工，实现了声音、画面、文字的同时传播。可见新媒体在传播中所具有的纸质媒体难以实现的优势,主要源于其对先进的传播技术的应用。

    传统媒体也有其自身的优势。由于长期经营,传统媒体有较为完善的办刊经验,采编队伍、作者队伍。在信息生产上,有完善的信息采集和筛选渠道,从业人员有能力从纷繁芜杂的海量信息中发现有价值信息,通过较高水平的劳动,更容易生产高价值信息。在有效信息筛选方面,纸质媒体从业人员专业,文化素质较高,深耕于本专业,有较为丰富的专业和社会经验,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对信息的识别和筛选,具有较高水平。纸质媒体可以充分利用这方面优势,以提高信息价值为中心,做好内容求精,打造核心竞争力。

    新媒体的兴起给纸质媒体带来了巨大冲击,但也要看到,传统纸质媒体仍有坚固的消费者基础,不同的阅读需求使纸质媒体仍拥有相当的市场,两者将长期共存,相互竞争,并在竞争中相互促进与发展。

(选自《新媒体时代纸质媒体的发展与思考》,作者陈焰,有删改)

材料一：

自古以来，人们以为海洋有着无穷大的容量，因此认为它是陆地废弃物的天然归宿。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随着化工业、核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海洋成了各国有毒废料尤其是具有放射性的核废料的倾倒空间。核工业产生的废料，还有核武器和核事故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大量进入海洋。从1946年大约80千克低放射性的核废料在加利福尼亚投入太平洋开始，到1982年约550千克核废料投入大西洋的西欧陆架为止，这36年里投入海洋的核废料，总的放射性活度高达63Bq，相当于每秒钟发生6.3亿亿次核衰变的放射性。目前，大多数核废料都是装在金属桶里沉到海底，可是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有些核废料不加包装就直接投入海洋。

幸好这种危害全人类的做法，早已被制止。为了控制废物的海洋投放，1972年全球各国在伦敦召开政府间会议并通过了《伦敦倾废公约》，约定全面禁止放射性废物投放海洋。在公约通过之后，大多数负责任的国家坚决遵守公约。此后虽然“禁而不止”的事件偶有发生，会有极个别国家将核潜艇的核反应堆废物秘密投进海洋，但总的来说，明目张胆往海洋丢弃核废料的时代已经结束。

对于核废料，有的从开始就没有认真处理，有的装入核废料桶后投入海底，但由于遭受生物化学的腐蚀，很多也已经发生渗漏。往往前代人种下的苦果，要留给后代人去品尝。著名的比基尼环礁就是一例。1946年7月1日，美国在太平洋中部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环礁进行了战后首次核爆炸试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总共在马绍尔群岛进行了67次试验，最大的一次爆炸量达1500万吨，相当于1000多颗广岛原子弹。1954年的一次试验炸掉了比基尼两座珊瑚礁，炸出一个100米深的大坑，这一带的岛礁受到严重的放射性污染。统计结果显示，比基尼环礁及其周边海域至少有42种当地原有生物物种消失，其中有28种生物出现了灭绝现象。1977年开始，美国军人在各岛上收集被污染的表层土壤，统统投进被核试验炸出的一个深坑里，上面盖起一个穹隆状的圆顶，修起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核“坟墓”。美国在海洋环境上欠债累累，何止是核废料，更何止一处马绍尔群岛。就在其本土加利福尼亚的帕洛斯弗迪斯半岛外，仅1947—1971年间美国就倾倒了超过100吨的DDT农药，导致该海域成为世界上DDT污染最大的海区。想要解决这一问题，一种处理办法是在被污染的海底上铺砂，但是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可想要处理核废料，那其花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无论对高放还是中低放核废料，至今各国的对策都还只是暂时存放。那么最终的出路又在哪里？核废料的最终处理，无非是“上天，入地，下海”三条出路。“上天”是指去太空，将核废料用火箭送上太空，在宇宙里稀释。这似乎是个好主意，可惜数量太大、不胜负担，再说万一发射失败，就会给全世界散布放射性物质，过于冒险。“入地”是现在讨论的重点，是目前最安全和最成熟的方法，在地下挖掘500—1000米深的隧道来储存高放射性废弃物，估计能有几十万年以上的稳定性，但是不清楚的是深层地下水的可靠程度，弄不好会导致放射性物质的流动。剩下的“下海”很有吸引力，一种办法是送入大洋底里的红黏土层，因为在历史上这里有上百万年的稳定性。世界海洋各不相同，有发生“深海风暴”的洋底，也有地质稳定的红黏土区，如果能在深海找到长期安全和切实可行的核废料处理方案，将是海洋地质学对人类的重要贡献。但我们至今对深海地质的了解过于肤浅，难以应对全人类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催马加鞭，尽早拿出合格的答案来。

（摘编自汪品先《深海浅说》）

材料二：

根据放射性的高低，核废料分为高放和中低放两类，处理方式各有不同。中低放核废料主要是指在核设施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工具、手套、服装等，以及核电站运行产生的废水和气体。这些核废料的放射性相对较低，一般经过固化或稳定化后，储存在地表或浅层地下的设施中，等待其自然衰变至安全水平。

高放核废料主要是指从核反应堆中取出的已经燃尽的核燃料，以及核废料的再处理产物。这些核废料的放射性极高，需要长期隔离和储存，以防止其对人类和环境造成危害。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目前我国对高放核废料处理的方式主要是对其进行玻璃固化后密封在隔离辐射的容器中，然后埋进500到1000米深的地下处置库内，处于这一位置的地下处置库在10万年以内几乎不会因为各种地质条件而受到影响。

目前中国的核废料处理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仍面临着挑战和困难。核废料的处理和处置需要高昂的成本。据估计中国每处理一吨高放核废料，需要花费约50万美元，而每建设一座深层地下处置库，需要花费约100亿美元。同时，核废料的处理和处置还需要公众的理解和支持。由于核废料的危险性和敏感性，很多人对核废料的处理和处置持有担忧和恐惧的态度，不愿意接受在自己的附近建设核废料储存库或处置场。

（摘编自《中国每年产生3500吨核废料，是如何处理的？》）

【注】Bq：放射性活度的国际单位，简称贝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