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其自视也亦若此矣    ②彼于致福者

    周淙，字彦广，湖州长兴人。父需，以进士起家，官至左中华大夫。淙幼警敏，力学，宣和间以父任为郎，历官至通判建康府。绍兴三十年，金渝盟，边事方兴，帅守难其选，士夫亦惮行。首命淙守滁阳，未赴，移楚州，又徙濠梁。淮、楚旧有并山水置寨自卫者，淙为立约束，结保伍。金主亮倾国犯边，民赖以全活者不可胜计。除直秘阁，再任。孝宗受禅，王师进取虹县，中原之民翕然来归，扶老携幼相属于道。淙计口给食，行者犒以牛酒，至者处以室庐，人人感悦。张浚视师，驻于都梁，见淙谋，辄称叹，且曰：“有急，公当与我俱死。”淙亦感激，至谓“头可断，身不可击”。浚入朝，悉陈其状，上嘉叹不已，进直徽猷阁，帅维扬。

    会钱端礼以尚书宣谕淮东，复以淙荐，进直显谟阁。时两淮经践蹂，民多流亡，淙极力招辑，按堵①如故。劝民植桑柘，开屯田，上亦专以属淙，屡赐亲札。淙奉行益力，进直龙图阁，除两浙转运副使。未几，知临安府，上言：“自古风化必自近始。陛下躬履节俭，以示四方，而贵近奢靡，殊不知革。”乃条上禁止十五事，上嘉纳之，降诏奖谕，赐金带。临安驻跸②岁久，居民日增，河流湫隘③，舟楫病之，淙请疏浚。工毕，除秘阁修撰，进右文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以归。上念淙不忘除敷文阁待制起知宁国府趣入奏上慰抚愈渥明年春复奉祠亟告老。十月卒，年六十。

（选自《宋史·周淙传》，有删改）

【注】①按堵：安居。②驻跸（bì）：皇帝出行，途中停留暂住。③湫（jiǎo）隘：低洼狭窄。

    萧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局，望之俨然，虽造次之间，必由法度。性聪敏，博学，善属文，释褐著作佐郎，侯景之乱，梁元帝为荆州刺史，朝士多往归之，引曰：“诸王力争，祸患方始，今日逃难，未是择君之秋。吾家再世为始兴郡，遗爱在民，正可南行以存家门耳。”于是与弟彤及宗亲等百馀人奔岭表。时始兴人欧阳颜为衡州刺史，引往依焉。颜后迁为广州，病死，子纥领其众，引每疑纥有异，因事规正，由是情礼渐疏。及纥举兵反， 时京都士人岑之敬等并皆惶骇，唯引恬然，谓之敬等曰：“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义，亦复何就惧乎？”及章昭达平番禺，引始北还。高宗召引问岭表事，引具陈始末，帝甚悦，即日拜金部侍郎，引性抗直，不事权贵，左右近臣无所造请，高宗每欲迁用，辄为用事者所裁。及吕梁覆师，戎储空匮，乃转引为库部侍郎，掌知营造弓弩槊箭等事。引在职一年，而器械充牣。十二年，吏部侍郎缺，所司屡举王宽等，帝并不用，乃中诏用引。时广州刺史马靖甚得岭表人心，两兵甲精练，每年深入俚洞，又数有战功，朝野多生异议。高宗以引悉岭外物情且遣引观靖审其举措讽令送质引奉密旨南行既至番禺靖即悟旨尽遣儿弟下都为质。还至赣水，而高宗崩，后主即位，转引为中庶子，以疾去官。明年，京师多盗，乃复起为贞威将军。时殿内队主吴璡，及宦官李善度、蔡脱儿等多所请属，引一皆不许。引族子密时为黄门郎，谏引曰：“李、蔡之势，在位皆畏惮之，亦宜小为身计。”引回：“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为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过解职耳。”吴璡竟作飞书，李、蔡证之，坐免官，卒于家，时年五十八。

（节选自《陈书·萧引列传》，有删改）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这句话理论内涵极其深刻，对于我们增强制度自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是否符合国情”，是最具根本意义的条件和标准。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社会主义制度是否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我们的自信建立在对自己国情的深刻了解上，建立在自己真真切切的感受上，是有深厚实践基础的，故能有定力，故应坚定不移。

“是否有效管用”，直指制度的功能和作用。实践是检验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可取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好的检验，也是最具有说服力、最权威的检验。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中国之治”是我国制度优势的最佳证明，也是我们坚定制度自信的现实根基。

“是否得到人民拥护”，是制度的价值体现，也是一种社会制度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的最终评判标准。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我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就在于我们党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

（摘编自陈耀辉《我们的制度具有无穷力量》，《人民日报》）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指出，当前，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条件，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的主体是具有一定思想认识的人。”一方面，人的正确思想从实践中来，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目的和归宿，同时也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的认识推动正确的实践，错误的认识导致错误的实践。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反对教条主义，强调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由此开辟出中国革命新道路。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反对照抄照搬、思想僵化，强调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由此开辟出中国建设新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践观点，逢山开路、遇河架桥，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必须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现实实践丰富多彩，不可能用整齐划一的理论和方案来套用和裁剪。同时，实践也是不断发展的，必然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概括提炼、总结推广。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必须坚定“四个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四个自信”，不是空泛的、抽象的，而是要贯彻到改革发展实践的各方面。比如，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改革是有方向、有原则、有方法的，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该改的必须坚决改，但对有些不能改的，什么时候都坚决不改，等等。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必须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如果没有发展，就脱离了时代和实践要求，生机就会停止，不能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也就谈不上坚持。因此，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坚持。近百年来，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创新理论成果，对引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发挥了巨大指导作用。

（摘编自戚义明《坚持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中国纪检监察报》）

材料三

自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们从遥远欧洲“盗来”思想火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程度就一直在深层次上决定着中国的发展节奏。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准确的理解，促成了对中国国情及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正确认识。在当年的时空背景下，正是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创设的这些条件的有机耦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阶段。

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基本实现现代化”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持续思考中，在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的持续探索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领这项伟大而崭新事业，接续照亮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

“大锅饭”成了“大包干”，“以阶级斗争为纲”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单一公有制转化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的大地上划出了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市场经济体系。凭借“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实践勇气，凭借“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智慧，改革开放实现了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回答了中国发展之问，回应了时代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现实命题。

（摘编自关铭闻《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信念——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刊发四十周年》，《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