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提及孔子对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影响时，常常认定孔子奠定的儒学是排斥科学技术的。其实，这种认识是偏颇的。

    儒家对科技的鄙视和推动表现在“仁知统一”上。所谓“仁知统一”，即道德行为（仁）和理性认识（知）的结合。对于仁知的统一，孔子是这样论证的：一方面，知从属于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另一方面，知是仁的必要条件（“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仁知由如此的互为前提而贯通为两者完美结合的“中庸”这一“至德”。但是，这“知”却不是指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而是明确的把“知”的任务规定为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因而，在“仁知统一”的支配下，由于伦理理性居于知识理性之上，科学技术成为雕虫小技，处于遭贬抑的地位。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仁知统一”对科学技术只具有排斥的作用。因为，如果某些学科的认识（知）对象同时具有道德（仁）的属性，即这些学科本身是“仁知统一”的体现，那么在孔子奠定的“仁知统一”的支配下，这些学科就会得到重视，获得较大的发展。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和儒学演变的历史特点中，找到一些儒家思想对科技发展积极影响的线索。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有两个时代特别重要。一个是汉代，是各门学科初具规模、奠定体系的时期；再一个是宋代，是传统科学走向高峰的黄金时期。而在学术思潮发展领域，这两个时期恰恰一个是独尊儒术（汉代），再一个是儒学复兴（宋代）。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不能设想，当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处于高度发展的繁荣阶段时，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却会是一种对科技发展完全是消极影响的思想。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之所以能获得高度发展，必然有其赖以发展的各种原因，其中包括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及其思想和文化原因等等。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汉代和宋代这两个时期，儒家思想正是适合并促进科技发展的思想原因之一。

    总之，儒家思想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学科领域都很不相同，应该对其作具体分析，而不可将其一概否定。

材料一：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的另一个指标，叫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它的内涵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指服务业每年创造的价值占GDP的比例。这是一个反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指标。“十二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从44.2%提高到了50.5%，这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

    为什么服务业发展能反映产业结构的优化呢？这也有规律可寻。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经济发达程度越高的国家和地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也就相对较高。比如，全球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70%左右，但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大多在75%以上。

    （摘编自《详解“十三五”：服务业撑起“半壁江山”》，2016年5月7日央广网）

材料二：

（摘编自周斌《服务业内部融合发展的京沪比较》，《上海经济》2017年第3期）

材料三：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印发了《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年）》，明确到2025年，将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提升效率基础上，实现服务业增加值“十年倍增”，使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60%，就业人口占全社会就业人口比重提高到55%。

    “十二五”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连续迈上新台阶。服务领域不断拓宽，服务品种日益丰富，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支撑了经济发展、就业扩大和民生改善。

    另一方面，我国服务业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例如，服务业发展思想观念转变相对滞后，体制机制束缚较多，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尚不完善等。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为加快推动服务业发展，我国将聚焦服务业重点领域和发展短板，促进生产服务、流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社会服务、居民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

    同时，我国还将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统领，推动服务领域双向开放，深度融入全球服务业分工体系，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我国服务业大发展。

材料四：

    服务业已成为我国最大产业，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源，但这种地位并不稳固，服务业发展仍存在诸多短板，其相对滞后的格局亟须改变。目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推动我国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

    明确政府在服务业发展中的定位，解决好“越位”“缺位”问题。“越位”，即政府大量介入微观经济领域，甚至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缺位”，即对很多应该加以管理的事务没有发挥管理作用。政府尽可能不要直接参与，而应引导社会力量增加市场供给。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推动城镇化和服务业发展良性互动。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历来是相互促进的，通过积极有序推进城镇化为服务业发展创造有利载体和条件，是极为重要的路径选择。

    深化分工与合作，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我们应在分工与互动中实施现代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双轮驱动”战略，将高端服务元素坚实地嵌入制造业之中，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当前，尤需积极开放市场、打破行业垄断、鼓励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完善政府规制。

（摘编自夏杰长、李勇坚《让服务业的带动力更为强劲（观察与思考）》，2014年07月13日人民网）

材料一：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  传承农耕文化起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经过评审正式通过决议，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首“二十四节气歌”在有文化的老一辈人那里可能是烂熟于心，在不少年轻人或小孩子那里，可能却相当陌生。事实上，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二十四节气，是我们的先祖根据地球在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位置变化而制定的补充历法，用来反映季节变化，指导农事活动，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它是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农耕文化的重要遗产。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是传承保护中华农耕文化的重要一步。

材料二：让二十四节气回归日常生活

    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它对当代生活究竟价值何在?人们对此却有不同的声音。

    二十四节气形成于黄河流域，通过观察天象、气温、降水和物候的时序变化而制定。作为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指南，二十四节气为全国各地所采用，成为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然而，也有不少人从生活中发现，中国幅员辽阔。如果在远离中原的岭南地区，完全按照二十四节气所言指导农事，可能会出现“冬行夏令”的尴尬。

    不过，也有专家指出，二十四节气的地域性虽然确实存在，但它总结了太阳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变化规律，这对于农耕生产依旧拥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据了解，各地的人们也会根据身边自然的具体变化，生产出符合当地气候条件的二十四节气表述，由此诞生了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丰富的本地化知识。

    另一方面，随着气候条件的改变与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发展，二十四节气 的农事指导功能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虽然历史上会出现一些极端气候，但直到现在，全国农业生产仍然在二十四节气的框架内运作。”江苏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所长王才林解释道。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晓峰认为，尽管气候条件不断变迁，二十四节气对于城市人来说也不再具备生产方面的指导意义，“但它既唤起我们的回忆，并且时刻提醒我们大自然是按照自身的节奏在循环变化。”他表示，二十四节气能够提醒人类尊重自然和亲近自然。

（摘编自《南方日报》）

材料三：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的文化意义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类对气候、天气的预测与利用的水平越来越高，二十四节气对于农事的指导功能确实有所减弱，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数千年，但是二十四节气在延续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差”很小，现在的农田作物耕种基本上没有脱离原来的节气规律。在中国许多农村地区，二十四节气仍旧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指导广大农民安排农事活动的重要依据。

    二十四节气的影响显然已不仅仅限于农事耕作，它已经全面渗透进我们的生活。比如很多地方的百姓会按照“小雪腌菜，大雪腌肉”的说法来准备自己的生活物资，清明吃青团、立秋吃西瓜的风俗也依旧流行。尤其是到了冬至时节，到底是应该吃饺子还是吃汤圆，南北方的网友几乎每年都要为此“论战”一次，彼此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好不热闹。而正是在这样的“论战”中，传统文化反而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继承、传播和弘扬，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网友对这种“论战”的参与热情，也正是二十四节气在现代社会中仍具深远影响力的证明。

    二十四节气充分体现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也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绿色发展理念不谋而合，具有极大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摘编自《兵团日报》）

    20世纪60年代初“生态觉醒”运动使人们意识到“城市不是人类最佳的生存环境”，人们渴望“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生态旅游”应运而生。国内外专家认为“生态旅游”应具备三大标准：旅游对象是原生、和谐的生态系统；旅游对象应该受到保护；要有社区的参与。生态旅游的保护性要求旅游者，旅游从业者以及当地居民有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能自觉地保护旅游资源和环境。这就要求生态旅游的开发要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传统旅游的最大受益者是开发商和游客，而旅游活动对旅游资源和当地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旅游基础设施和交通设施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旅游活动产生的各种污染等，主要由当地居民承担。生态旅游则强调当地社区的居民是旅游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并应当公平地获得分配旅游业经济效益的机会。通过生态旅游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不但可以防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态侵略悲剧再现，更能提升其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的热情和积极性。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只有让当地居民受益，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同时，生态旅游开发为当地环境质量的维护提供一定的资金，以促进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生态旅游的开发是目前生态资本产业化最为常见的做法，也是通过市场手段使生态资源货币化的最有效的途径。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生态旅游的客观条件是充分的，多样的民族风情、独特的自然资源、珍贵的人文古迹与厚重的“丝绸之路”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富有强烈吸引力的旅游景观。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发布，确定了新疆、宁夏、青海等地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作用，为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旅游的开发提供了更大的机遇和发展空间。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推进，西部地区的交通、能源、水利、卫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将迎来大发展，区域间人员、物资、信息交流也日益充分，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一直以来困扰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基础设施落后问题和区位劣势问题。

    独具西部风情的旅游景观，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进，使西部民族地区开发生态旅游成为可能，但目前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如缺乏科学、统一规划，盲目开发；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管理者、经营者及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淡薄。针对这些问题，当前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首先要加大基础研究扶持力度，坚持统一规划、科学有序开发生态旅游；还要完善生态旅游法规，加强管理和监督，加大执法力度；坚持多层次多渠道强化生态旅游理念，为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民众基础；此外，还可以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建设，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生态旅游开发的步伐。

（摘编自岳一姬《民族地区怎样打好生态旅游牌》）

材料一：

    “移动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伴随信息化时代扑面而来，人类文明及传统生活习俗已发生深刻变化。”近日，在“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上，国家教育体制咨询委员会成员李延保的开场演讲，直击会议主旨——“走向人类教育共同体”。

    与此呼应，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丁钢的发言，也引发了与会者的关注与讨论。“从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到共享养老院，现在冠名共享的行业越来越多，这当然也影响到教育。未来，从共享课程、共享图书到共享教育资源，共享教育将形成规模。”丁钢认为“共享教育的提出，更多是希望强调如何从终身教育走向终身学习，强调个体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以及更多关注非系统知识、非系统能力的获得。”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知识成为一种可自由获得的生产资料，大大强化了学习者的主体性。专家断言，未来三五年，学校将发生深刻变化。“在办学体制上汇聚优质教育资源，突破校园界限，不限于固定学习场所；在教学结构上打破國定课时、跨越学科界限、围绕真实生活、重建课程体系，这些在技术上完全可以实现。在今后的智能学习过程中，定制服务不再是难题，‘有教无类’能够真正实现”。

    教育的作用始终在服务人类与社会中彰显。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共担责任，倡导“全球共同利益”，应该推进人类教育共同体的发展。这没有办法按图索骥，只有在未来实践进程中才能够创建。

（摘编自时晓玲《共享教育将引发学习方式变革》）

材料二：

    未来几年，共享教育有可能成为一股巨大的新动能，然而，受诸多因素制约，如经费、设施不足等，宁夏部分地区的共享教育的成效并不显著。

    记者走访一些农村学校发现，硬件设施都不错，但软件建设跟不上，网速慢、网络不畅通，导致远程教育课程使用率低，时常遇到那边的教师已经讲完了一个知识点，这边却因网络“卡壳”还没有听到。“学校现在是10兆、50兆宽带，不能满足授课需要，希望能提高到100兆。”相关人士如是说。

    此外，一些城市学校仍对信息化发展缺乏认识，存在等待观望、消极被动的现象，部分教师教育信息化应用能力不足。另外，有些学校只抓项目建设，不重视应用效果，不想用、不会用的现象依然存在。据反映，目前，宁夏各级各类学校有3406所，进入在线课堂平台的不到十分之一。

    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认为，与传统教育相比，制作网络课件对教师而言是一种新的负担，应承认教师共享的劳动成果，保障他们的知识产权，鼓励优秀老师制作优秀课件。“应当建立一种激励机制，才会有源源不断的高质量学习资源输送到网络平台上。”宁夏教育厅副厅长说。

（摘编自于瑶、杨泽《一根网线撑起共享教育》）

材料三：

    可以说，共享教育的前提是，如何尊重每个不同的个体作为教育主体的意愿和需求。

    根据“共享经济”的释义，可以对“共享教育”加以释义：共享教育具有弱化知识拥有权和强调使用权的作用，在共享教育体系下，人们可以根据各自的意愿和需要选择适当的学习手段和方法，克服囿于知识掌握与技能训练的狭隘性，表现出个人对于知识多样性、异质性发展的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并使教育资源得以最大限度被有效利用与共享。即所谓“随需所获，学以为己”。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所有的学习是为了自己的持续成长。这点恰恰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相契合。

    共享教育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个性化学习问题。相比正式学习，个性化学习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基于技术发展的个性化学习，关键在于从“如何教”走向“如何学”，学习者个性特征与学习环境之间达到了平衡，它强调学习是一个情境化的过程。同时，个性化学习是以个体学习为中心，在任何地方和场所，在流动的任何时间，从差异性需要出发，共享不受限制的多元的教育资源，可在在线与非在线学习平台进行混合学习，并与非正式学习整合。

    共享教育的提出是一种面向现实与未来的理念转化。之所以称为转化而不是转换，是因为转换具有替代的含义，而转化不是替代而是迭代。在面对现实与未来的教育理念转化中，基于信息时代的共享经济基础发展起来的极富中国实践内涵的教育观念，就是共享教育。

（摘编自于钢《教育需要向共享教育的理念转化》）

材料一：

    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老年人口大国。截至2017年底，中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41亿，约占总人口的17.3%。2016年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共约4063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8.3%。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空巢化、城乡差异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特点，使得养老问题异常严峻。

    （摘编自《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趋势》，《中国人口报》2018年7月5日第3版）

    材料二：

    （摘编自《我国老年人口加剧，养老面临挑战》，《华经情报网》2018年11月19日）

    材料三：

    如何养老呢？在当前形势下，出现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各种方式。但受儒家思想影响，老年人把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子孙绕膝作为幸福生活的象征，因此，传统沿袭下的家庭养老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重要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由子女对老人进行赡养，满足老人生活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养老方式，它的特点是“在家养老”和“子女养老”相结合。即便如此，可如今的“4-2-1”家庭结构模式，意味着一对夫妇要承担赡养四个老人的义务，加之工作、教育孩子，子女对老人的照顾分身乏术。再之，有些老人久病卧床，常年照顾老人的子女或媳娇难免心存间隙，矛盾不断。值得一提的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主要患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等疾病，且有46%的老年人同时患有两种以上疾病，一旦老年人在家中突发病情，子女不在家，且医疗条件不足，将很难得到快速、有效的救治。

    （摘编自《中国老年人养老模式的研究进展》，《中国老年学杂志》2019年04期）

    材料四：

    北京大学表方教授认为解决中国老龄化的养老问题单靠某一方面的力量是不够的，需整合医院、社区、机构、家庭资源，构建居家养老、医养结合、机构保障相统一的“三位一体”的新型养老模式。在构建过程中，首先，政府在土地供应、税费优惠、行政事业性收费和资金上应给予大力扶持，让中国式养老变得更加便捷、精准。其次，须将社区医院的人员编制完全归入大型医院，使社区医院成为大型医院的下属网点，由大型医院定期或轮流向社区医院派医生和护士，以此大幅提高社区医院的医护水平；也可采取医社合作形势，即大型医院向社区医院派专家坐诊，同时社区医院派医生到大型医院进修，以传帮带的方式快速提升社区医院的医疗水平。最后，在老年人居家护理服务中，意外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因此，在养老机构选派生活护理员上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时，社区医院也应选派医疗、医护人员共同前往，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就可以及时为老年人提供紧急救助。

（摘编自《新常态下我国养老模式的创新》，《税务与经济》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