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当全国人民都在纪念抗日英雄的时候，现实生活中却有一种不良的文化现象屡屡发生，这就是英雄叙事的扭曲问题。比如，大量抗战“雷剧”“神剧”涌现，将严肃的抗战历史娱乐化；有人对抗战中的英雄人物进行解构乃至重构，试图颠覆或终结相关英雄的经典形象。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微博、微信、微视频、客户端为代表的“三微一端”全面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一些错误的英雄叙事借助新媒介，传播范围更广，受众更多，产生了更加恶劣的影响。比如，近年来互联网上出现了不少诋毁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的各种扭曲的“英雄叙事”。媒体把这类叙事的“主体”命名为“凿船党”，并表达了对他们的警惕：“他们每天寻寻觅觅，看见正面的东西就上去凿几下子，而且每每有所斩获，用着放大镜在英雄身上发现了一些瑕疵，他们便极力将其放大。慢慢地，一些英雄的形象开始坍塌。”与此同时，一些抗战题材影视剧不顾历史本真，肆意将爱情、悬疑、性感、时尚等元素塞进来，这种做法是对英雄形象的亵渎，以至连普通观众对“手撕鬼子”之类不靠谱的剧情都忍无可忍。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这些影视剧经由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媒介渠道得以在更大范围传播开来。伴随着上述种种媒介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濡染，这种不着边际的“英雄叙事”对成千上万的普通观众——尤其是对年轻人贻害不小。抹黑恶搞英雄形象，导致英雄形象扭曲，既伤害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也恶劣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这种错误的英雄叙事，既具有明显的隐喻性特征——它隐喻了当下有些人存在着虚无化的价值取向和戏谑化的政治取向，也具有另一种特征——扭曲的生活化叙事：传统的英雄叙事在本质上是传奇性的叙事，近年来由传奇性叙事向生活化叙事的转变，有人刻意对英雄人物进行解构甚至污蔑。

    新媒介环境下，扭曲的英雄叙事的出现有着诸多原因。首先，新媒介的技术特性，对英雄叙事的变迁乃至扭曲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新媒介为英雄叙事提供了相应的技术环境和文化环境，也被“凿船党”们纳为其建构与传播“英雄叙事”的重要平台。进而，英雄形象的崇高性与非功利性被消解，并呈现出融合世俗、迎合消费的特征。其次，网络推动了众多思潮的传播，一些非主流思潮成为扭曲的英雄叙事得以展开的思想土壤。一些人站在人民群众利益和情感的对立面，利用网络上的社区、微博、微信等媒介，散播包括其“英雄叙事”在内的种种言论，挑衅人们的传统信仰，鼓吹错误的价值观。在这种思想土壤之上，“凿船党”们进行“英雄叙事”，是为达到其目的所采用的所谓“策略”而已。再次，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双向互动的“微时代”，在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助推了英雄叙事的扭曲现象。

    作为国人精神图腾的英雄形象，体现了大义凛然、坚强不屈的精神，不应被扭曲的英雄叙事所游戏化、娱乐化，而应成为国人的精神塔基。面对扭曲的英雄叙事及其危害，我们不可漠视，要保持清醒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价值立场。

（改编自《光明日报》，丁松虎《英雄叙事的扭曲与纠正》）

    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并不等于已经铸就的、一成不变的“文化的陈迹”，而是要在永不停息的时间长流中，不断以当代意识对过去的“文化既成之物”加以新的解释，赋予新的含义。因此，文化应是一种不断发展、永远正在形成的“将成之物”。显然，先秦、汉魏、盛唐、宋明和我们今天对于中国文化都会有不同的看法，都会用不同时代当时的意识对之重新界定。毋庸置疑，在信息、交通空前发达的今天，所谓当代意识不可能不被各种外来意识所渗透。事实上，任何文化都是在他种文化的影响下发展成熟的，脱离历史和现实状态去“寻根”，寻求纯粹的本土文化就不可能也无益处。正如唐宋时期的人不可能排除印度文化影响，复归为先秦两汉时代的中国一样。因此我们用以和世界交流的，应该是经过当代意识诠释的、能为现代世界所理解并在与世界交流中不断变化和完善的中国文化。

    要交流，首先要有交流的工具，也就是要有能够相互沟通的话语。正如一根筷子在水中折射变形一样，当中国文化进入外国时，中国文化必然经过外国文化的过滤而发生变形，包括误读、过度诠释等；外国文化进入中国也同样如此。常听人说唯有中国人才能真正了解中国，言下之意似乎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全都不值一提。事实上，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莱布尼兹都曾从中国文化受到极大的启发，但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文化只能通过传教士的折射，早已发生了变形；今天我们再来研究伏尔泰和莱布尼兹，却又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别样的理解。这样，就在各自的话语中完成了一种自由的文化对话。这里所用的话语既是自己的，又是在对方的文化中经过某种变形的。

    当然也还可以寻求其他途径，例如可以在两种话语之间有意识地寻找一种中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就可以是这样一种中介，如文学中的“死亡意识”“生态环境”“乌托邦现象”等，不同文化体系的人对于这些不能不面对的共同问题，都会根据他们不同的历史经验、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做出自己的回答。只有通过这样的对话，才能得到我们这一时代最圆满的解答。在这种寻求解答的平等对话中，新的话语就会逐渐形成，这种新的话语既是过去的，也是现代的；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在这种话语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世界各民族就会达到相互的真诚理解。

（摘编自乐黛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

中西美学比较

彭吉象

    人类都在追求真善美，但是，中国的美学和中国的艺术更多地追求美和善的统一，更加强调艺术的伦理价值；而西方的美学和西方的艺术更多地追求美和真的统一，更加强调艺术的认识价值。正因为如此，两种艺术表现形式具有很大的不同。以西方话剧和中国戏曲中的悲剧为例，西方的悲剧可以说是彻底的悲剧，一悲到底，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到最后差不多台上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死了。中国的戏曲不是没有悲剧，但它一定要有一个光明的结局，或者称为大团圆的结局，一定要让“善”战胜“恶”，这就是中国文化强调的美与善的统一。

    中国传统美学强调的是表现、抒情、言志，而西方美学强调的是再现、模仿、写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的艺术注重表现艺术家的情感。如中国绘画更多地强调表现，不注重焦点透视，而是注重散点透视；西方绘画却强调再现、模仿和写实，非常注重焦点透视。为什么会这样？区别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除了两种文化不同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两种文学的源头不一样。中国文学史是从《诗经》《楚辞》开始的。《诗经》大部分在黄河流域，而《楚辞》是在长江流域。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的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抒情诗歌。抒情诗歌就是要表现、抒情和言志。所以中国文学艺术的源头是抒情文学，文化的传承形成了中国艺术强调抒情的特点。西方文学公认的源头是《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荷马史诗》是史诗，是在讲故事，而且故事非常精彩。还有古希腊的戏剧也很有名。我们可以发现，《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都是叙事文学，叙事文学一定要再现、模仿、写实，和我们抒情文学的表现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两种文学艺术的源头不同，造就了中西方美学与艺术各自的特色。

    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民族文化的不同。中国文化的特色是什么？答案众说不一，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化的话，我国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和汤一介先生都曾经说过，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最精髓的地方，“天人合一”强调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西方文化从古到今都是“二元论”，最早是上帝和人，文艺复兴以后，变成了人和自然二元对立。因此，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自然科学发展得非常快。“二元论”就是强调主客分立，人要不断地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我们现在用的自然科学包括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天文学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现在进入21世纪了，西方文化潜在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人一味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最后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现在西方很多思想家甚至是科学家，要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精华，他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东西是可以借鉴的，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因此，就中西文化来说，很难说哪个优哪个劣，应该说是互相取长补短。归根到底，中西方美学的不同是由于两种文化的不同造成的。

（摘编自《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艺术精神》，有删改)

    南宋诗人陆游在《示子遹》一诗中谆谆告诫其子曰：“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①。正令^②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他自言年轻时写诗，只知在辞藻、技巧上下功夫，到了中年才领悟到，诗为六艺之一，肩负着治国安邦之使命，岂可等同于文字游戏？如果要立志做个诗人，那就务必懂得，声韵偶对、字斟句酌只是雕虫小技，仅仅在这上面劳心费神、花样翻新，是因小失大、本末倒置，重要的是要在“诗外”——即在“道”上下功夫。

    那么，艺术创作之“道”，当如何体察、如何感悟？

    “道”蕴藏于广阔的社会生活。要深入体察民生民情，努力开阅视野与胸襟。胸中有丘壑，下笔才能满纸云烟，作品才会有深刻的内涵，字里行间才会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生活，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有了它，才情方能如“万斜泉涌，不择地而出”。一代有一代之文艺，无论形式，还是内涵，都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更新、嬗变，只有投身于时代洪流，真真切切地感受时代的风云变幻，体悟社会中的美与丑、清与浊、正与邪、真与伪，才能产生充沛、澎湃的激情，才能创作出有血有肉的动人篇章。“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当今这样一个阔步走向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就要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道”蕴藏于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遗产。要多读多学，从中汲取丰厚的营养。一切文学艺术都离不开孕育它的文化传统。歌德曾经说过：“每逢看到一位艺术大师，你总可以看出他汲取了前人的精华，正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伟大。”一个人的品格和操守、修养与情怀、才思与识见，都离不开前人作品的潜移默化和启发。庄子曰：“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诸葛亮曰：“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有善于不断从前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中汲取营养，才能强大自己的心灵、高尚自己的品格、丰沛自己的才情、敏锐自己的艺术感受力与表现力，才能在创作时，文思泉涌，得心应手，“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才能拥有一种“天马行空的大精神”，创造出与伟大时代相匹配的“大艺术”。

    文艺创作，离不开“技术”的训练，但更得益于“道”的体悟。

（节选自赵海菱《文艺的“技”与“道”》，《光明日报》2018年12月）

大飞机超临界机翼整体壁板喷丸成形技术

大家可曾知道：ARJ21飞机研制成功丝毫离不开尺寸大小不足4毫米甚至更小的小小丸粒，ARI21飞机超临界机翼壁板复杂气动外型面研制成功更离不开这些小小的丸粒。

    毫不夸张地讲，小小丸粒成就了ARJ21飞机，小小丸粒成就了中国民机产业。

    丸粒虽小，效果神奇。可用于清理铸件吹砂、镜件除氧化皮、钢铁制品除锈以及表面修饰等，用于清理飞机油漆涂层等。

    喷丸成形由喷丸强化发展而来。20世纪50年代初期喷丸成形技术被首次应用于 Constel-lation飞机机翼壁板喷丸成形。

    国内喷丸成形技术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中航工业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简称“制造所”），是国内唯一从事壁板喷丸成形技术研究的科研单位。

    万事开头难，技术资料的极其匱乏，使当时开展喷丸成形技术研究困难重重。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制造所基本掌握了针对直纹翼型机翼整体壁板以喷丸成形为主的、以机械校形和榔头敲击为辅的喷丸成形エ艺，建立了飞机壁板喷丸成形技术标准，编写完成相关エ程手册，基本构建完成喷丸成形技术体系及其配套设备。

    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喷丸成形技术研究迎来第二个高潮。制造所精心选型并引进国内首台数控喷（抛）丸机。

    20世纪90年代中期，掌握了机翼6米级整体壁板喷（抛）丸成形技术，使国内喷丸成形技术跨入数控时代。同期，制造所自主研制成功国内首台数控喷（抛）丸机。相关工艺和设备研究成果分别荣获部级科技成果奖。同时，制造所重点开发预应力喷（拋）喷丸成形技术，在国内首次探索研究超临界机翼整体壁板喷（抛）丸成形技术，最终形成具有珍贵价值的超临界机翼整体壁板喷（抛）丸成形技术思想。此外，AE100飞机开创了国内超临界机翼及其整体壁板喷（抛）丸成形技术研究新纪元。

    与过去直纹或以直纹为主的机翼整体壁板沿等百分线逐窄条喷丸成形截然不同，超临界机翼整体壁板没有等百分线而且外型不但孩向弯曲且展向弯折并扭转，其喷丸成形国难之大无异于老虎吃天。最终，制造所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和封锁，攻克了ARJ21超临界机翼整体壁板喷丸成形技术，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超临界机翼整体壁板喷丸成形技术的国家。

至此，我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喷丸成形，国产飞机6万～9万飞行小时寿命不再是奢望。这些研究成果奠定了国内民机研制、生产及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在国内民机产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年来，制造所针对筋高创造国际纪录的大型复杂带筋整体壁板喷丸成形这一世界性难题，攻克了大型复杂带筋整体壁板喷丸成形技术难题，为国产大飞机研制英定了坚实可靠的技术基础。

    未来，一个前途无限的中国需要一个无比强大的航空エ业，一个强盛的航空工业将为喷丸成形技术提供广岡而美好的发展空间，小小丸粒将继续创造一个又ー个神奇。

    材料一：

    2008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将中国志愿服务活动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批被誉为“鸟巢一代”的奥运志愿者通过积极参与和真诚奉献，在奥运会的平台上展现、锻炼和成就了自己，奥运会服务经历给“鸟巢一代”志愿者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可以发现，奥运志愿服务的实践产生了一种共同的精神素养，志愿者分享的回忆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与我国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较高的契合。他们积极投身奥运这一全球性的体育文化盛典，充满了对国家的热爱和认同，展现出这代人的社会担当和国际视野。因此，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可以作为潜在的精神遗产和志愿遗产，集体记忆的建构将对北京2022冬奥会有所助益。

    （摘编自王艳等《“鸟巢一代”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与奥运遗产》）

    材料二：

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强调提升青年志愿服务水平、促进青少年的社会融入和社会参与，中国体育志愿服务事业在冬奥背景下的健全与发展将为青少年社会参与提供实现路径。志愿服务是一种利他行为，是以不求物质回报为前提地为他人、社会团体或某项事业，乃至为整个社会提供援助。近年来学者们逐渐构建了以讨论志愿者行为动机为主的解释范式，比如人们可能因表达个人价值、增强自身意义、增长取业技能和强化人际关系等方面来进行志愿服务。志愿者的参与动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志愿服务不能简单地局限在无私奉献的框架内，志愿服务对于志愿者的自我成长和公民参与社会建设也有重要意义。志愿服务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心中内化志愿精神，形成一种面对社会、面向人生的个体态度和公民意识，在这种层面上，志愿服务所谓“推动人类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的价值才得以彰显。

    （摘编自李佳宝等《论冬奥背景下体育志愿服务与青少年社会参与》）

    材料三：

    近两年，共享单车成为市民出行的新宠。然而，在共享单车发展正盛的同时，违规停车、私自上锁、丢弃及破坏单车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为了规范使用，共享单车公司也尝试采取一些措施，除了运营人员加强维护之外，公司官方平台也会以信用分奖惩的方式来鼓励使用者对违规行为进行举报，以此规范共享单车的使用。随着举报反馈机制的建立，在城市中涌现出一群单车猎人，他们是共享单车的使用者，在业余时间他们也会寻找并拍照举报那些破坏共享单车正常使用秩序的行为，并将违规使用的单车搬到公共区域停放以维护共享秩序，他们将此称为“打猎”。在自发参与共享单车秩序维护的过程中，单车猎人的这一行为也逐渐体现出在消费社会中使用者自下而上地参与社会治理的特点。作为消费者的单车猎人也逐渐体现出一定的公民意识，他们参与治理并形成网络时代促进共享单车健康发展的新力量。

（摘编自许金凤等《卷入的消费者一一以摩族猎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