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好翰墨有如相马，初始时必有人教，教一些用笔、结体的要素。笔画太长使之短，结体倾斜扶之正，速度快了使慢，墨汁浓了添水。所谓教与学，传道授业解惑，都是。可说的部分，使双方都具有一种真实不虚的感受。所谓学成毕业，也就是该讲的都讲了。清人宋湘《说诗》说得好：“学韩学杜学髯苏，自是排场与众殊。若使自家无曲子，等闲铙鼓与笙竽。”是啊，拜师学艺，往往看起来这一家那一派学了不少，热闹之余盘点，还都是一些皮毛之相。

    清人钱大昕讲得比较辩证：“善相马者，妙在牝牡骊黄①之外，否则圉人厩吏②优为之矣。”圉人厩吏成日饲养管理马匹，过眼之马无数，也算得上对马有知的专业人才了，可是许多年过去．还是成不了一位善于相马者。因为他留意的只是马匹的增减、生死这一类琐事，深入不了马的内在。长年与马打交道，处在一种没有递进的平面认识中，是马堆里的“陌生人”。这很像一些人，把笔时日也够长了，每日勤苦，可是永远平平。若说笔墨技巧，也合乎矩蠖，守于常道。可就是要神采没神采，要风骨乏风骨。此时已无人可以指教，亦无良方，缘于精神方面的不可说、不可教，只能自省、自处。明人董其昌颇有感触：“予学书三十年，悟得书法，而不能实证者，在自起自倒、向牧自柬处耳。”这种属于私有的感悟，即便公之于众，旁人听起来还是云里雾里。古人强调“自养”，缺什么养什么。宋人吕本中曾回顾自己：“读三苏进策涵养吾气，他日下笔，自然文字滂沛，无吝啬处。”这一养，时日就长了，和风细雨孤云淡月，闲中稽古静处观心，缓慢中渐进。何日养成又难以期待一一也许有一日养成，笔墨渐变：也许养未成，终其一生笔墨依旧。每一个人的情怀、才气、悟性、灵气是何等复杂幽微，无可复制，再现，只能走一程算一程，这一点又很有一些宿命的味道了。

    明人徐渭有“师心横纵”之说，因此他是“不傍门户”的，下笔不是“信手扫来”，就是“醉抹醒涂”。师心的最大审美价值就是充分地开发了内心的能量，依靠自己的悟性，走向更加深邃的境界。越往后，依赖外在的引导越发减弱，那些恍兮惚惚的部分，无法言说，全然要倚仗自己内心活跃、敏感的程度去捕捉。心可以如止水，纤微不动：亦可以如江河之奔竞，波澜自阔，浩乎沛然。只有通过对个人内心的养护、挖掘，激活那些沉睡的部分，才可能凌空蹈虚，破坚发奇，有一些与故我不同，也与众人不同的玄妙。只是，即便要与外人言说，亦无法言说清楚。

    这和伯乐、九方皋的相马有同理之妙。他们站在马的面前，都能得其精而忘其粗，入其内而忘其外。有人问如何相得如此准确，二人竟不知如何说才好。

（节选自朱以撒《谈艺随笔小辑》，有删改）

【注】①牝牡骊黄：牝牡，雌性和雄性；骊黄，黑色和黄色。②圉人厩吏：负责养马放牧的官员。圈，养马的地方。厩，马棚。

江西琴派

    在宋代艺术领域内，有一个以地域命名的古琴流派——“江西琴派”。

    江西琴艺历史悠久。在江西贵溪仙水岩悬棺墓葬中，人们就发现了两件战国时期的十三弦古琴。东晋时期，江西籍诗人陶渊明弹无弦琴的故事，已成为一个著名的文化典故。到了宋代，江西弹琴者众多，形成了与京师、两浙三足鼎立的江西琴派。宋代政和年间成玉涧在其《琴论》中说：“京师、两浙、江西能琴者极多，然指法各有不同。京师过于刚劲，江西失于轻浮，惟两浙质而不野，文而不史。”可见，在北宋政和以前，就已经形成的了具有不同演奏风格的江西、京师、两浙三个古琴流派。江西琴人在整理琴曲谱、创作新琴曲的过程中逐浙形成了“江西谱”。南宋时，江西谱盛极一时，与当时京师派的“阁谱”相抗衡。阁谱是宋代宫廷御用琴谱，风格过于刚劲而呈现程式化的拘谨，而江西谱是与民间音乐融合而成的，风格偏于纤丽，所以成玉涧说“失于轻浮”。当然，说江西谱“失于轻浮”，也未免有些偏颇。京师派的阁谱刚劲风格，是因为其植根于北土苍茫广阔的自然风光中而形成的。而江西谱是将江南的明媚山水输入了古琴心魄，这才造就了它优美华丽的艺术风格。

    据相关记载，江西琴派演奏技法特别丰富，在南宋时成为一个盛极一时的主导潮流的流派。这一流派在南宋灭亡后也随之衰败。当然，衰败并不等于灭亡。上述三大流派中，明清两代尤以两浙派为盛。其实，两浙派在宋代是继京师派和江西派之后兴起的新的古琴流派，两浙派的主要艺人如南宋末年的徐天民等都是在初学江西谱的基础上改学两浙派的。他们创作了大量新的琴谱，奠定了两浙派兴起的基础。江西琴派与两浙琴派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江西派以琴歌为主，琴歌与古琴演奏相互配合，因此，强调琴乐与唱词一字一音的配合；两浙派以纯乐器演奏为主，认为一字当一音为俗调，特别注重古琴的独奏旋律，并借鉴了京师派与江西派的优点，又将儒家的思维方式引入古琴，使琴声承载了儒学的文心，形成了“质而不野，文而不史”的特点。雅化了的两浙琴派，并逐渐代替了相对俚俗的江西琴派。这个代替，也意识着琴乐与歌乐的分离。

    宋代江西能琴文人极多，如欧阳修、王安石、文天祥等。其中，欧阳修不仅是宋代江西文人琴之名家，也是宋代文人琴家中最杰出的代表。奠定欧阳修在中国琴史上的地位的，不仅是他的善于弹琴，更主要的是他对琴艺理论的阐述。与欧阳修的文论思想的主脉“文以载道”相应，他的琴论思想的主脉是“琴以载道”。欧阳修自小喜琴声，因为高雅的琴声是与古人进行畅达的精神交流的桥梁，能传递千古时空下圣人先哲的言和情。欧阳修称琴为“有道之器”，这正是对“琴以载道”的琴乐思想的最好诠释。

    然而，江西琴派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群体，固然与欧阳修个人文化地位的崇高和爱琴、擅琴、论琴有关，但主要原因是他创作了名享千古的散文《醉翁亭记》。欧阳修创作的《醉翁亭记》，很快就流传开来。当时有一位太常博士名叫沈遵，非常喜欢这篇散文，于是根据《醉翁亭记》的寓意，创作了《醉翁吟》琴曲，并弹给欧阳修听。欧阳修听了很高兴，为沈遵的《醉翁吟》填写了歌词。《醉翁吟》琴曲成为江西琴派江西谱的代表作。

（选自《文史知识》 有删改）

    在大自然中，悦耳动听的鸟鸣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愉悦。每一类鸟的鸣声都不尽相同。乌鸦呱呱叫，山雀的鸣声如嘹亮的哨响，隐夜鸫的叫声则似长笛声般悠扬。那么在复杂的背景噪声下，如何识别鸟鸣声？是否存在可以识别每一类鸟鸣的应用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英国牛津大学的蒂莫·帕帕多普洛斯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种能够识别各类鸟叫声的鸟鸣识别算法。

    一般情况下，自然资源保护论者需要通过定期的徒步旅行或者直升机旅行的方式，对生存在特定区域内的鸟类数目进行统计和总结。然而，如果通过音频录制鸟鸣，再将音频转化为物种计数，采用此方法代替旅行统计方式，将使得鸟类追踪的研究变得轻而易举，为研究鸟类种群数目是否下降或者鸟类的迁徙模式是否改变等，带来很大便利。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丹·斯托博士称：“鸟鸣极其复杂，这些最简单的声音通常难以分辨，因为它们听起来如此相似。”毕竟我们无法听清远处的，特别是在嘈杂环境中的鸟叫声。

    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亚洲和欧洲共收录了15种不同鸟类的鸣叫声，包括新疆歌鸲、大山雀、画眉等。他们收录的鸟鸣声中混杂了不同的音频环境，如市区公园中较为平缓的背景噪声或者露天市场中密集人群的喧嚣声。

    如此多样化的混合声音，用于机器学习算法的训练过程，通过训练后的机器来选择包含鸟鸣声的音频段。尽管鸟鸣声与部分噪声频率相近，影响算法的准确性，但这些学习算法仍能成功地从噪声中区分出鸟鸣声。

    目前国内福州大学的研究团队，对于低信噪比鸟鸣识别的算法是将声音信号转化为图像，对图像进行处理得到一串被称作特征值的数字，并用这串数字代替声音进行识别。

    国外其他研究团队也在致力于研究自己的鸟鸣识别算法，尤其是那些能够识别不同鸟类物种的算法。斯托和他的同事正在测试名为Warblr的应用程序，在最佳状态下，Warblr进行鸟类识别的准确度可以高达95%，该数据已经得到巴西一家鸟类鉴定组织的认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发了一个相似的应用程序，命名为WeBIRD，是针对本地鸟类而设计的。美国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研发的Merlin应用程序，通过对鸟类的大小、颜色、位置等简单情况的了解，以利于人们对鸟类进行区分。

    斯托博士认为，对鸟鸣识别应用技术进行探索的最终目标不仅仅用于识别鸟类，更是想要破译鸟类之间真正的“人际关系”，如果音频能够转换为物种计数，那么我们可以更方便地监测鸟类种群的变化。德国动物声音档案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马里奥说，类似牛津大学团队提出的鸟鸣识别算法，对研究自然环境是很有价值的。（摘编自李应编译《鸟鸣识别》）

“微文化”与“被碎片化”

刘阳

    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曾大声疾呼要对电视保持警惕，倘若他看到今天的媒体变迁状况，或许会将矛头调转，指向比电视更小的屏幕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而他所担忧的过分依赖技术来追求最高效率对文化积淀的侵蚀，用于阐释眼下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会更恰如其分。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智能手机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和消费文化的主要载体，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微博，在生活节奏极快的现代社会，已成为人们在无数个碎片化的闲暇时间里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最便捷的方式。正是在微博热的点化下，一系列以微著称的文化消费形式应运而生字数不超过140字的微小说、对话不超过140字的微访谈、时间不超过300秒的微电影在拥有无限空间和容量的数字化世界里，它们如无数个碎片向我们袭来，充塞着所有时间。

    “微博了一年，没怎么看电视，把放那儿的时间变成了刷屏，觉得时间被浪费，其实是换了个地方挥霍而已。”电影导演何平在自己微博上抒发的这番感慨，或许正好说出了我们面对微文化时隐约的焦虑。

    1971年，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对现代人的注意力匮乏症做出了最好的诊断：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信息的聚敛必然意味着注意力匮乏。在海量的微文化产品面前，人们的种种欲罢不能，恰好印证了这个观点，在适应了140个字的阅读之后，许多人很难再捡起一部几百页的书本；在习惯了不超过几百秒的电影之后，要在影院里看一场两三个小时的电影会变得如坐针毡。当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被多如牛毛的微文化产品肢解时，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欣赏一场演出，甚至直面内心的冥想与沉思，都变成了奢侈的事。

    微文化产品的另一个副作用是逻辑思维的被碎片化导致的思维能力弱化。虽然文化产品的思想文化含量并非取决于其规模或篇幅的大小，但以微文化产品如此迷你的体量，要承载起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我们陶醉于它带来的短暂快感时，很难再就某一人、某一事进行一探到底的研究和追问。于是，完整的、有纵深感的知识体系也就难以形成，系统的、层层递进的逻辑思维也便搁于浅滩。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来说，这样的文化产品即使再多，也只是如细沙堆积。而探求与追问精神的缺失，则会最终将我们引入迷失自我的无限苍茫。

    上世纪早期，英国文学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其著作《重访美丽新世界》里，对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而感到忧心忡忡，真理淹没于无聊烦琐的世事，人们毁于他们热爱的东西。这则来自上个世纪的箴言，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用微文化消费代替无所事事固然是种进步，但如果它变成阻碍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则应引起我们的反思。从没有时间到更没有时间，从碎片化到被碎片化，这是一个颇有些尴尬的冷笑话。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分享经济，又名共享经济，指的是通过人人参与，借助互联网平台，把各类过剩的消费资源，尤其是数据信息整合在一起，通过倡导人人分享，实现体验式消费，进而促使成本降低、效率提高，创造新的生产红利和消费红利。

    美国著名的Zipcar租车公司，就是把各种闲置车辆及其信息通过网络平台整合起来，Zipcar的会员用车时通过网站或电话搜寻，即可发现距离会员最近的车辆情况和使用价格，然后会员可自主选择并预约用车，用完之后在约定时间内将车开回原处。再比如，大家熟悉的淘宝网，其实也是成千上万大中小企业、成千上万用户借助互联网平台，让成千上万的产品和商品价格、产品数量、广告、厂商、消费者甚至信用等各类信息透明化，通过人人参与，平台分享，公平竞争，大大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交易效率，同时也扩大消费需求。

    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效应，原因就在于分享经济强调分享式消费和消费式分享，即消费既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为他人消费提供供给和创造创新的过程；同时，分享经济的背后也提出了一个今天我们如何更好解决过剩的问题。当今时代，高速工业化和市场化带来的巨大效率提升、生产高速增长，实际上带来了“全球性过剩”，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大量的资源、产品和服务处在闲置和过剩状态，因此分享经济通过互联网平台整合，把大量的“闲置”重新配置，加以利用。这显然顺应了绿色消费、绿色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

    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说，分享经济也意味着经济运行方式的改变。工业化甚至更早时 代，经济增长更加强调生产、强调效率、强调产出率，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办法就是实现分工，通过分工产生效率，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达到产出最大化的目标。但是，随着人类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人们发现，日益细化的社会分工和市场分工，在带来效率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过剩；强调分工促进增长的同时，也由于生产环节细化、甚至全球化分工，产生了信息不对称并由此带来了巨大的市场交易成本，反而降低了交易效率和经济增长效率。为此，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以及由此产生的大数据等，能借助分享平台整合价值链、产业链，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解决过剩经济时代的供求失衡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参与的大数据分享正在带领人类从分工型经济走向分享型经济。

    当然，要让分享经济真正有效地满足人人参与、人人分享，需要每个参与者、分享者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其背后也是对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诚信体系的考量。在此情况下，政府通过依法干预和合理监管，确保分享经济建立在诚信有效的基础上，也是分享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嘉宾：张连起（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

嘉宾：郭为（神州数码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主持人：冯华（《人民日报》主任记者）

主持人：今年以来，我国以数字经济为支撑的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特别快。请教一下两位老师，发展数字经济具有哪些现实意义？

张连起：三次工业革命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加速生产要素的流动。原来是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本等，现在数据已成为了一个重要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可能所有的行业都需要重构、重置。尤其今年的疫情防控，我们可以看到，数字治理、数字要素嵌入了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郭为：如何通过数据的优化，来重构我们的实体经济，这就是数字经济要发挥的作用。制造强国很重要的一点是技术，就是用大数据、“云”使得整个制造环节和流程实现智能化。生产的每个环节、每个部件，都实现成本、质量和时间的有效组合，实现一个系统性的有效配置。比如，一辆汽车有两万个零部件，一架飞机有两百万个零部件，这些零部件和系统的组装过程，如何通过数字化的仿真来指导现实的优化，这就是数字资产很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作为支撑的，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我们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

郭为：对于关键核心技术，大家有很多不同的认知。为什么我们要做颠覆性的技术呢？如果我们有一些全新的技术，这样在全球就存在着错位竞争，而不是大家都在一条线上去竞争。

张连起：我们在数据治理方面，有天然的超大规模市场，有新的消费升级，还有四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这些方面都催生了大量的需求，如用数据、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技术创新等植入进去，可能就会形成我们的长板。

主持人：还有哪些融合创新领域有待我们去突破？

郭为：我们公司在金融领域探索的比较多，比如，一个种苹果的农民，扩大再生产的时候需要更多的土地，能不能有一个数字化的手段帮助他找到土地。然后这个土地又能拿到银行去做抵押贷款，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向农业、实体经济提供的服务。而这些服务又可以和银行的核心业务系统结合在一起，既是技术上的突破，能够很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也是一种融合创新。全中国有那么多中小微企业贷款很困难，怎么样通过各方面的经济数据来为他们画像，帮助他们建立信用体系，让银行愿意给他们发放贷款。

张连起：我们国家对“三农”确实投入很大，国家对脱贫攻坚力度空前。但也应该看到存在缺少数据的、科技的赋能短板，补上这个短板就是给“三农”发展安上“科技的翅膀”。

主持人：最后，请问两位老师，在推进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数字经济和现代化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郭为：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又非常重视教育。有着最丰富的人力资源。这些资源在数字经济时代。如果能够充分发挥作用。那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张连起：我们有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发展优势和机遇优势，完全可以锻长板、补短板，百折不挠推进高质量发展，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摘编自《数字赋能 共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