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最近，有关部门对网络文学进行盘点，获得以下共识：一是代际缩短引发的写作方式的变化。早期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虽然存在观念差异，思维方式与审美习惯仍然趋同，但随着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新一代网络写手基本脱离了传统思维模式，写作方式也相应产生较大变化。二是已经形成“集体写作”的话语特征。网络写作改变了以往“你写我读”的精英化书写方式，形成了读写之间认知交流、思想交流、情感交流、生活方式、话语方式以及人生经验交流的平民化书写方式。在此基础上，网络文学的平民化互动模式产生巨大能量，所表现出的集体力量远远超出了个体力量。三是网络写作通过不断尝试，读写磨合，海量更新，迅速淘汰，产生了一些有别于传统文学的新的表现形式和手段。

    ②通过对网络写作特征与网络作品文本的分析研究，并将其与传统文学相比较，我们还可以对它的现实意义做出如下判断：其一，网络文学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其二，网络文学的交互性和超文本特性导致书写和阅读方式产生变革，及其全民参与的形式，对提高民族文化素养具有积极意义。其三，作为新的文化产业链的开端产品，网络文学比传统文学更具可塑性、开放性和延展性。网络作品—电子收费—书籍—电视剧本—漫画和动画—网络游戏的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其四，传统文学一直以关注现实生活为己任，而网络文学侧重于对幻想世界的描述。这也是新一代作家面对变化莫测的世界做出的自然反应，比如玄幻小说、历史架空小说、穿越小说、军事幻想小说等等。这类小说虽然不够成熟但具有实验意义，潜藏着新的文学发展空间。

    ③同时，对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若干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方面网络写作是对作者发表、出版权的解放，实现了“每个人都是艺术家”的平民梦想，使文学写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另一方面它也暴露出标榜多元、对抗主流、疯狂复制、杂乱拼凑等严重问题，耗散了文学写作的精神价值。从作品内容和写作形式，网络文学的庸俗化、快餐化倾向十分明显，导致网络创作主体失陷，思想深度被削平，在艺术水准上与传统文学仍存在较大距离。

    ④网络写作给相当一批人带来了生活的乐趣，这个原动力其实是文学最珍贵的价值之一，也是网络文学发展的力量之源。陈建功认为，网络文学超强的传播能力使纸媒文学瞠乎其后，这种传播能力将使它成为未来民族审美的导引者。任何轻视或忽视其巨大能量的行为，将造成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战略失误。

    “黑箱”是控制论中的概念，意为在认识上主体对其内部情况全然不知的对象。“科技黑箱”的含义与此有所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存贮知识、运行知识的设施或过程，使用者如同面对黑箱，不必打开，也不必理解和掌握其中的知识，只需按规则操作即可得到预期的结果。例如电脑、手机、摄像机、芯片，以及药品等，可以说，几乎技术的全部中间和最终成果都是科技黑箱。在科技黑箱的生产过程中，科学知识是基础，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则对科学知识进行选择。除此以外，科技黑箱中还整合了大量人文的、社会的知识，并且或多或少渗透了企业文化和理念。这样，在电脑或手机中就集成了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管理学、经济学、美学，以及对市场的调研和政府的相关政策等知识。

    科技黑箱是特殊的传播与共享知识的媒体，具有三大特点。首先，它使得每一个使用者——不仅牛顿，都能直接“站在巨人的肩上”继续前进。试想，如果要全世界昀电脑使用者都透彻掌握电脑的工作原理，掌握芯片上的电子理论，那需要多少时间？知识正是通过科技黑箱这一途径而达到最大限度的共享。如今，计算机天才、黑客的年龄越来越小，神童不断出现，他们未必理解计算机的制作过程就能编写软件、破译密码。每一代新科技黑箱的出现，就为相对“无知识”的年轻一代的崛起与赶超提供了机会。其次，处在相对低端的科技黑箱往往与语境和主体无关，而处于高端的科技黑箱则需满足特定主体在特定场合乃至心理的需要。人们很少能对一把锤子做什么改进，而使用一个月后的电脑则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这就说明，在认识变得简单易行之时，实践变得复杂和重要。最后，当科技为我们打开一扇又一扇门的时候，我们能拒绝它的诱惑不进去吗？而一旦进去，我们的行为能不受制于房间和走道的形状吗？表面上是使用者在支配科技黑箱，然而科技黑箱却正在使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使用者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就是说使用者被生产方对象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黑箱在使科技知识被使用者广泛共享之时，也往往使这部分知识因共享而贬值甚至被人遗忘。那么还要不要学习集成于科技黑箱中已经贬值的科技知识，例如电磁理论、牛顿力学，甚至四则运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技术所构成的平台还有一个历史维度。时至今日，历史上的很多技术已经失传或过时，但是也有相当多的技术流传至今，例如中国的针灸，以及散落在各古老民族中的特殊技法等科技黑箱都是如此。这提示我们，对于历史上存在过的知识应予宽容。此外，由于使用者不必从头学起即可操作科技黑箱，于是就可能发生对科技黑箱的滥用。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技黑箱无疑会使得双刃剑的哪一刃都变得更为锋利。

（摘编自吕乃基《行进于世界的技术》）

    让我们从一个中国美学界非常熟悉的概念说起，这就是“距离”。这里的距离，主要指“心理距离”。时间与空间都可有距离，但只有当时空距离转化为“心理距离”时，才能成为审美的条件。“心理距离”的一个经典例子是“海上大雾”。海上航行如遇到大雾，会使人呼吸不畅，耽误行期，甚至可能出事故，让人忧心忡忡。但如果人们在心理上与这些切身的考虑拉开距离，就会看到，远近的景色都被大雾罩上了朦胧而神秘的面纱，仿佛你被带入梦幻境界，一时难分天上人间。

    “心理距离”说的优点在于，它对传统的来自于康德和叔本华的审美和艺术“无功利”的观点作了很大的修正。审美与艺术欣赏，并不在于追求一种纯而又纯的无概念和无功利，更不是新生儿那样的“天真的眼睛”，相反，它所做的，是通过拉开“心理距离”使概念和功利得到暂时的消除，在审美欣赏的那一瞬间不想到概念和功利。“无功利”是说审美欣赏中不夹杂任何功利的考虑，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概念、道德和功利，这些因素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的知觉。“心理距离”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可能，这就是将这些思考和体验放在—定距离中来看。不是幸福本身，而是我们对幸福的回味可以成为歌；不是痛本身，而是痛定思痛可以成为诗。拉开一定的距离来观看最切身的感受，可使它们成为审美欣赏的对象。

    当然，“心理距离”观点也存在一些缺陷。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心理距离”说实际上仍是一种“审美态度”说。依据这种学说，讨论对象的美是无意义的，只要主体有了审美态度，就可以从对象中获得审美的感受。实际上，人不可能像打开电灯开关，或者扳动汽车离合器一样，依赖于一个简单的、有意识的操作就可以形成或改变对待对象的态度。面对大雾，不想行程耽误和危险可能降临，只是幻想进入了仙境，一般人没有这番修炼功夫，也不应把审美寄托在这种修炼功夫上。我们还是需要保持对审美对象的状况和环境状况等因素的考虑，否则就会将美学研究指向一个纯主观的对心理状况和心理调适能力的要求，这样的美学是有缺陷的。

    因此，与其谈论“审美距离”，不如说“审美视角”。我们看待这个世界时，并不能一下子就能凭空拉开距离。对待大雾，能镇定自若并欣赏雾中美景，产生诗情画意，是由观看者的艺术修养以及他的全部教养决定的。我们常常说，生活中并不缺乏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时所需要的，不是有意识地拉开与生活和实用的距离，而是一种对生活美的发现。艺术教会了我们发现美。过去，这种美的视角被理解成一种态度，认为摆出一种态度即可。其实，这与其说是态度，不如说是能力，是一种发现美的能力。

(摘编自高建平《从审美距离到审美视角》）

    历史上溯到1200多年前，中国唐朝诗人杜甫的一首很著名的诗句“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深刻反映了中国人的战略文化，中国军事的防御思想正是这种战略文化的具体表现。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战略文化呢？

    首先，源于中国农耕民族强烈的守土意识。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文化天然具有“保守性”。眷恋故土、安土重迁成为古代中国人的普遍心态。此外，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中国人在物质生活上无须外求。这些反映在军事上就形成了固土自守，以德怀远的战略防御思想，对外侵略战争在古代中国不具备其原始驱动力。矗立千年、横亘于中国北疆的万里长城，既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屏障，也是中国传统战略防御思想的物化和缩影。与此相对，游牧民族和海洋民族以放牧和贸易为生，大范围的迁徙和流动成为其生存所必需的主要方式，战争成为其获取生活必需品和争夺海上贸易份额的主要手段，侵略和征服在其文化传承中被视为荣耀之举。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战略文化。概括来说，中国的军事理论是内向型、防御性的，更注重军事谋略的运用；从战略层面上讲，谋略主要是强调防患于未然，避难于无形。西方的军事理论是外向型、进攻性的，更强调军事技术的发展。

    其次，缘于中国历史文化特有的“和合”思想。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没有侵略性，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和平的文化。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和平，强调“和为贵”。中国的儒家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提出“不敢为天下先”即后发制人的防御思想。“百世兵家之祖”孙子告诫明君良将“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他将“不战而屈人之兵”置于战略理论金字塔的最顶端。可以说，中国自古提倡“慎战”思想，一以贯之的防御性国防政策发端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具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时至今日，已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关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第三，缘于对其他大国称霸必衰历史教训的借鉴。纵观世界古代史，一个文明的毁灭往往源于兵连祸结、外战频繁。历史上，许多大国在崛起时期，都曾试图通过对外战争来改变原有格局，建立符合本国利益的新的国际秩序。历史表明，“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超越力量的扩张会造成国家的衰落。坚持侵略扩张型国防政策的国家，不但没有实现和延续其霸主地位，反而会元气大伤，遭受严重挫败。正是应了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那句名言：“文明的死亡原因永远是自杀而不是谋杀。”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帝国失败的关键，在于它们只求一味扩张，不知战略守成，中国绝不会重蹈覆辙。

    正是基于这些历史教训，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多次保家卫国、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都曾凭借战场优势深人对方腹地，但战争结束时，我们都主动回撤到中国境内或边境控制线以内。中国从未打算通过战争解决与他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更没有侵略他国的意图，中国绝不会走所谓“国强必霸”之路。

（摘编自《新华文摘》2018年第10期王卫星《中国为何采取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删改）

    文化的创新需要创新性的文化作为必要条件。但创新性的文化也是历史性生成的，并不具有自然的或天赋的性质。创新性文化的生成既受客观的历史进程的制约，也与人们的主观自觉密切相关。

    一个民族的文化系统中是否蕴含文化的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首先取决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性质。处于农耕文明发展阶段上的民族较之处在工业文明发展阶段上的民族，就其一般性与总体性的文化性质而言，前者呈现出保守性，后者呈现出创新性。中外不少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常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文化比中国传统文化更富于张力，中国人看重的是知识的积累与文化的传承，西方人看重的是知识的批判与文化的创新。这种看法如果仅就中西方文化国的近代史的比较而言，的确是有道理的，但若从全部中面文化史的比较而言，这种着法难以成立。在西方近代以前的中世纪，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与代表的西方文化，不仅与中国的儒家文化一样，经历了一个长达千年的文化冰冻时期，而且在文化运行的方式上，儒学与基督教也遵循着相似的轨迹，尊经重典、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是其主要特征，学者的主要使命是对经典的诠释与论证。

    所有的农耕文明时代的文化都具有保守性，无论东西方，概无例外。深刻的原因是，在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西方文化，尤其是自然科学在西方文艺复兴与18世纪工业革命后之所以发生了深刻性的质变，引发了中西文化的对立与冲突，以及中国在自然科学发展上的明显落后，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以机器为生产基础的商品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接方式取代了以手工工具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是其基本特征。正是生产方式不断要求变革的驱动，才使得西方文化取得了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

    生产方式与交接方式是影响文化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但不是唯一性的因素。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这样的现象，处在大致相同发展阶段与相同发展水平的民族，在文化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创新性的文化是生成的，它既受自发性因素的影响，但也需要人们自觉地倡导与培育。首先是倡导，应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营造一种文化创新的氛围，鼓励人们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创造出与时俱进的新的文化内容与形式。文化的创新是一项群众的事业，只有当全体国民都具有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新。其次创新性文化的形成也需要培育。创新文化的培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只要我们放弃文化保守主义，持续不断地推进创新性文化的建设，我们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再一次辉煌，再创造出一座新的文化高峰。

（节选自林剑《论文化创新与创新文化》）

    近些年，知识付费逐渐成为互联网的新风口，传统出版行业也主动加入浪潮。通过深耕细分领域，瞄准小众需求，出版业在融合发展中看到了更多希望：而随着出版业的加入，知识付费用户的选择也更加多元。

    自2016牟以来，知识付费服务发展迅猛，然而市场中的绝大多数平台由互联网创业公司创办，出版业所占份额微小。这种局面已在变化，两午前，中国出版集团旗下《三联生活周刊》曾推出两期封面报道“我们为什么爱宋朝”，读者反响不错。于是，周刊策划推出中读APP，以“我们为什么爱宋朝”为主题，打造10堂音频课，仅一个月，这门课的收入在当月全国知识付费课程排行榜上进入了前三名。这就是互联网在渠道、用户、市场等方面给出版业带来的机会。出版业对优质内容的精准把握，是其他生产商难以相比的，事实证明在豆瓣时间上卖出了数万份的“爆款”课程，都是与出版机构合作推出的。另外人们精神需求的高涨正在使知识付费进入“下半场”——小众需求浮出水面，创造出更大的市场价值。这批用户的特点是青春期延长，一生都在追求成长，也更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往知识付费更多强调“知识改变命运”，是带有教育培训性质的知识服务。

    知识付费服务对于出版业而言不仅仅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更是出版业自身的一次升级。第一，以前作者写书就是闷头写，但现在作者每次讲课都会得到听众的现场反馈，直接反映到作者的书稿里；第二，建立粉丝群，通过网络报名收集用户，为社群营销打下基础：第三，拉长图书宣传推广期和销售期，解决以往一过3个月推广期热度就下降的难题。现在通过知识付费产品，文字内容的价值被真正开发出来了。但出版业不能直接把文字内容平行搬到知识服务产品之中，必须从稿件中继续提炼IP，围绕IP做产品开发，本质上也是知识的一次升级。但大多数出版社尚未开展改革，一是行为的惯性，出版社习惯做纸质产品，融合发展的动力不足；二是思维的惰性，死守媒体分工，对融合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此外，传统出版社的组织结构、奖励机制与新媒体的要采差距甚大。

    知识服务的内容在细分领域深耕，逐渐成为市场刚需，盈利能力强。但是，如果传统出版机构不能转变其固有理念和机制，未来知识服务领域的成功者就可能只有数字资源整合商，而没有传统出版机构。

 (摘自2019年1月24曰《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