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7年7月，“中国教育至不受军政、教会两障碍，固与法国为同志”，因此在当时以法国教育行政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目标追求，为此，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改教育部为大学院，以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构。大学院不隶属于国民政府，直称“中华民国大学院”。大学院统一管理全国学术与教育行政。同年拟定并公布《大学区组织条例》，改省教育厅为“大学区”，大学区综理大学区的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务。大学院、大学区由教育家主持与管理，注重教育制度层面上的改革，以期实现教育的“学术化”。这些改革，加速中国新教育向现代转型，也是近代酝酿多年的教育独立思想的实践探索。但是，在当时特定时间、特定政治环境下，改革的结果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仅持续一年左右就偃旗息鼓。

——摘编自王列盈《民国时期教育行政体制改革失败原因探析》

材料一：1815年以后英国逐步取消传统的重商主义政策，1846年废除谷物法标志着英国自由贸易时代的开始但欧洲大陆国家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采取更具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这种新型的贸易保护主义与19世纪初新兴的民族主义有关，更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意识到经济发展进程起因于工业革命和大不列颠工业的先进性。德国的李斯特等人的著作对幼稚产业保护进行了论述。在法国，几乎所有的制造品禁止自由贸易，1858—1860年制造品进口只占总进口的3.8%。德国、奥匈帝国、西班牙等欧洲大陆主要国家也推行类似的保护主义政策。

——摘编自彼得·马赛厄斯、悉尼·波拉德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八卷）

材料二：自1928年起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改订新约运动”，形式上获得关税自主权。此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关税税制进行了改革。进口税方面，国民政府1928年12月7日通过的《海关进口税税则》规定，进口货税率为7.5%到27.5%不等；1931年1月1日起施行《海关进口税税则》，进口货税率从5%到50%不等；1933年对进口货税率进行了修改，税率从5%到80%不等；到1936年，平均进口税率达31.2%，最高达80%。出口税方面，1931年税率分别为7.5%和5%；1934年6月，对出口税则作了修订，税率分别为5%、7.5%、10%三个等级。在此前一年，财政部先后宣布对生丝、纯丝制品、米谷、小麦、荞麦、高粱等免征出口税。1936年度，关税收入共计3.46亿元，其中进口税及附加税收入为2.76亿元。

——摘编自史仲文、胡哓林《中国全史》

材料：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曾尝试推行农村土地改革。利用在江西等省进行“剿匪”的契机，国民政府制订了以“业权发还原主、农民得有田耕”为原则的土地改革政策，试图通过兼顾地主和农民双方的利益，维护社会基层稳定，对抗和“围剿”中共。1932年10月6目，国民政府颁布了《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土地处理条例》，训令豫、鄂、皖各省政府“凡经赤匪实行分田之县或乡镇，于收复后处理土地及其它不动产所有权之纠纷，及办理一切善后事宜，得设农村兴复委员会”，并规定该委员会“处理被匪分散之田地及其他不动产所引起之纠纷，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为原则”。而乡镇公有荒地则由农村兴复委员会管理，按计口授田标准分给农户。此外，该条例还在减免田租、农业借贷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但是，国民政府完全否定共产党的土改办法，坚决反对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口分田、废除土地私有制。蒋介石曾明确表态，坚决反对效法中共“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土地改革，提出“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地主把持……土地经营及整理问题，实更急于分配问题……关于土地分配，自应特辟和平途径，以渐进于耕者有其田”。

——摘编自费钦涵《南家国民政府渐进式土地改革放策的形成》

材料一  在两千年时间里，中国依靠其优越的文化、富足经济、军事力量，在东亚保持领袖地位，而朝鲜、琉球、安南、缅甸等周边小国则接受小伙伴的地位。构成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国家的不平等，而非如近代西方那样的国家平等，“国际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国际法来制约，而是由所谓的封贡体系来支配。封贡体系体现了儒家的礼仪观念，并确认一个等级制的世界秩序，中国在其中享有优越地位，安如磐石且不可侵犯。清廷坚持封贡体系不仅适用于亚洲周边国家，也适用于其他想与中国建立关系的西方国家。清廷把西方国家的使节当作藩属国使臣对待，作为内政的一部分由礼部和理藩院负责处理，而没有专门常设的外交机构。

——摘编自徐中约《l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势力的纷纷涌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闭关政策。清廷中一些比较早的“开眼看世界”的大臣开始探索在西方外交语境下建立适应国际交往需求的外交机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法、俄分别签汀《北京条约》，增开通商口岸、列强公使驻京。1860年，“总理各国事务街门”在京设立，专门办理对西方各国的交涉及各项洋务。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应西方列强要求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中华民国建立后，陆征祥出任外交总长，立即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改组外交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抗日外交”，把外交作为国家战略的头等大事，积极参与国际“首脑外交”。1943年蒋介石成功出席开罗会议，并于会后发表《开罗会议宣言》，“中外舆情莫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表明国际体系平等地接纳了中国，中国第一次以一个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外交近代化转型至此基本完成。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