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梦”

    ①白日做梦，一向是个带有嘲笑、挖苦和讽刺意思的贬词。殊不知，常做白日梦的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凡夫俗子和超尘拔俗者。一个懒汉，每当他穿过荒野总是幻想能踢到裸露在地表上的一块黄金而成为富翁，这便是典型的世俗白日梦；而超尘拔俗的“白日梦”则往往是科学、艺术和哲学创作的发酵。第一流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都是一些杰出的醒着做“梦”的人。

    ②牛顿就是这种人。他因看到苹果落地而联想到月球绕地球的运动，联想到苹果的加速度同月球的加速度是同属一类的观念，发现重力仅仅是万有引力的特例。牛顿作这一从地到天的联想需要有何等宏伟的想象力啊！在常人看来，那仿佛是疯狂，是幻觉，是梦中才会出现的情景。

    ③物理学的理想实验按其性质也是绝妙的“白日梦”。惯性定律就是一个。因为它不能直接从现实世界中的实验得来，只能从观察中再根据想象和推理做出。我敬爱爱因斯坦，就是出于我把他看成是个白日梦幻者——理想实验大师的缘故。

    ④艺术作品的“白日梦”性质更突出。浪漫派诗人、音乐家和画家爱梦幻世界远胜于爱现实世界。艺术世界比现实世界好，因为它更富于理想性，更接近人所追求和向往的境界。

    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哲学家也是醒着做白日梦的人。老子的梦是有关宇宙的本原和根本法则，即不可捉摸的“道”。柏拉图将人比作洞穴中被捆缚住、只能朝前看的囚犯。其身后有一堆火，他们只能从墙上看到自己和身后物体的影子，并把这些影子看成是实在的。当一名犯人逃到阳光底下，第一次看到真实的世界时，才认识到他过去一直被影子所欺骗的。真正的哲学家正是从洞穴中逃到真理阳光下的囚犯。

    ⑥精神病患者的幻觉症也是一种白日梦。那么，它同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的白日梦有何不同呢？区别之一是：前者是个不可逆过程，后者是可逆过程。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的创作是从现实世界出发最后又能落脚到现实世界。当舒曼的《梦幻曲》一回到现实，萦绕在千万人的心坎，人们即能分享到“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的美感和魅力。精神病患者自认为是女皇的幻觉则是不能实现的，别人无法同它发生共鸣。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注重整体关联。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这就像一个太极图，里面有阴也有阳，阳长阴消，阴长阳消，而阴阳又是互根的。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强调此离不开彼，彼离不开此，强调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强调彼此转变。在古人心目中，不论有多少事物，不论现象有多么复杂，都可以用一个东西贯通，这就是“道”，孔子讲“士志于道”，庄子讲“道通为一”，佛教华严宗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道”的文化。汉代河上公注的《老子》很有意思，他认为老子的很多道理，既可以用在治身上，也可以用到治国上。“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对人体的认识运用到政治这个集体上。范仲淹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为人生志向，也早已成为千古佳话。

    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为什么要讲“中”？因为“中”就是事物的平衡。如果失去了平衡，就会产生偏差。事物的平衡不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的、相对而言的。在这个时间地点取得了平衡，到了下一个时间地点又不平衡了，又得再调整，达到新的平衡，这就是动态平衡。近代哲学家章太炎讲到，西方哲学关注的是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相对来讲是静止的，因此可以对它进行细致的精确的静态的分析；中国哲学关注人，人世间的事情是变动不居、瞬息万变的，不可能用静止的方法，而只能用动态的方法整体把握。

    中国文化主张自然合理。只有符合事物的本来状态才是最合理的，这就是自然合理。这里的“自然”，是指自然而然，是万事万物的本然状态。从大禹治水到李冰治理都江堰，指导思想就是顺其自然、自然合理。大禹治水，看到水总是要往下流，就疏通河流，让水能够顺畅地流下去，所以水就治好了。李冰看到水是波动的，就不用死的、硬的坝栏，而是用竹篓子装上石头，放在那里，随着水的波动，它也会起伏。汶川地震中，新修的钢筋水泥的水坝都震坏了，而李冰留下的装着石头的竹篓子却没有坏。顺其自然的思想，可以适用于一切方面，适用于人身，适用于社会，也适用于整个大自然。大自然本身也在不断调整，我们要顺应它本身的发展趋势，帮助它取得平衡，而不是去破坏平衡。

    现实中的人和人是有差别的。荀子曾引用《尚书》中的“维齐非齐”来谈他对平等观念的理解，认为要达到社会的平等，就必须“非齐”；一味追求“齐”，结果可能反而是“不齐”。孟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如果都按照同一个标准去对待的话，那当然就“不齐”了。究竟是“齐”还是“不齐”，不能只看表面现象。“维齐非齐”4个字背后蕴涵着自然合理的思维方式。先秦儒家讲“维齐非齐”，宋明理学家讲“理一分殊”，其根本精神指向是一致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对“理一分殊”哲学思想的形象化表达。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祭祖是一个极为重要且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

    中国人祭祖的历史十分悠久。最初，人们对于梦和死亡现象非常困惑，试图给予合理的解释，于是人类发明了灵魂的概念，并认为，灵魂是独立的，会在人睡觉或出神时离开身体，当人死了就会永远离开身体。亡人的肉身会腐烂消失，但灵魂一直存在。应如何对待这些神秘且不死的灵魂呢?人们的选择是举行祭祀。

    到目前为止，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祭祀行为是甲骨文中有关祖先祭祀的记载，如“报”“又”“岁”等。这些祭祀性文字表明祭祀是商王朝为了祈福求吉而举行的。在殷人的头脑中，祖先是令人恐惧的死者，这些人经常制造各种灾祸。为了防止祖先作祟，他们定期举行祭祀活动，通过奉献牺牲的方式取悦祖先等神灵，祈求祝福。这和《说文解字》对“祭”的解释相符合：“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

    商时期的祭祖行为具有浓厚的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色彩，到了周代，祭祖礼仪增加了巩固国家统治的政治含义。从社会结构上看，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称天子，是“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礼记·王制》谓“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通过礼制严格限定不同身份群体的庙数差异，彰显了他们的社会等级差异。周代创制的宗庙体制没有被后世延续，但祭祖的文化传统却经久不衰，成为维系家族人伦关系、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凭据。

    到了汉代，汉儒将孝道思想和祭祖礼仪结合了起来。汉儒找到了中国人祭祖的本源——孝，并进行了深度的理论阐发。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孝成为汉王朝治国的重要思想根基。汉朝通过优待孝子、不孝之罪入刑律、诵读《孝经》等方式，将孝文化提升为稳固国家政治统治的高度。同时，汉代统治者将孝道推广到政治、经济、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并形成了以家族伦理为核心，逐步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扩展的孝文化。

    汉代以后，祭祖礼仪追寻着以孝为核心的价值取向，长期活跃在人们的节日礼仪生活中。但在传统社会，礼被认为是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工具。根据“礼不下庶人”的古礼规定，庶民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礼仪制度之外。在祭祖礼仪方面，先秦至隋唐时期，祭祖礼仪长期是贵族的特权，庶民祭祖行为被排斥在国家礼制范畴之外，只能以民间习俗的方式延续着。这种两分的局面在宋代出现了转机，当时受科举制度推行引起了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士庶阶层的界限被打破，祭祖礼仪变成不同阶层共享的文化权利。

    中国祭祖礼仪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是朱熹《家礼》的出现，它深刻改变了祭祖礼仪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形态面貌。《家礼》是朱熹编写的冠、婚、丧、祭四礼指南。朱熹考虑到人们举行祭礼时可能遇到的诸多难处，认为不用拘泥于繁琐的礼仪要求。为了保证可操作性，朱熹对传统祭礼进行了提炼，按照祭祀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五个主要方面制定了祭礼基本模式。这个模式成为宋明以来中国人举行祭祖礼仪的标准范式。（摘编自《祭祖礼仪的文化传统》，作者邵凤丽）

    中晚唐时期怀古题材的篇什大量涌现。诗人们面对昔日繁华一时的古迹，或者那些历史上称雄一时的帝王陵寝，联想到唐王朝盛世不再，都不禁生发出无限的感慨。当然，中晚唐诗坛上之所以怀古诗发达，其深层的原因更在于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深切感受。当年歌舞喧天的繁华城阙，如今却荒草离离。诗人用自己的眼光、体验，来烛照历史的情境，使历史和现实沟通起来。在历史中映出现实，在现实中反观历史。

    诗的意境都是以时空形式存在，而诗中的时空，又未必是自然客观的，甚至也非纯然心理的，而是将现实时空、心理时空以意象化的方式绾合在一起的审美时空。“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语），便是形容诗的时空张力。怀古诗在时空感上给人以强烈的冲击，诗人多将现实和历史糅合在一起，两重时空并置叠映，使人们既能穿越于时间的隧道，在眼前呈现出当年的光影；又能感知于当下，创造出身临其境的实感。刘禹锡的《石头城》尤能体现此种双重时空特征，其诗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山、城、潮汐，既是眼前之景，也是旧时风物。当下的时空是前景，过去的时空隐含于其中，深邃的历史感寓含于诗境。

    时空并置只是一种分析模式，而如果要在审美上感受到这种张力，并且获得对于历史的感怀、对于当下的省思，必以意象或意境的直击心灵才能生发出强烈的审美效应。中晚唐的怀古诗，为了表现世事的沧桑陵替，往往以意象为焦点进行转换，绾合古今，使读者往来于古今之间。如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通过“堂前燕”的流转，寓含人世之沧桑。朱雀桥，乌衣巷，在六朝时都是大士族的聚居之地，而今却成了寻常人家。“堂前燕”作为枢机，联结古今。如果说，怀古绝句多数是以一个意象来绾合古今，那么，律诗则是以若干意象来联结古今，诗歌意境所体现的时空感也更为复杂。如李群玉的《秣陵怀古》：“野花黄叶旧吴宫，六代豪华烛散风。龙虎势衰佳气歇，凤凰名在故台空。市朝迁变秋芜绿，坟冢高低落照红。霸业鼎图人去尽，独来惆怅水云中。”昔日的豪华繁盛与今日的荒冷凄迷，在各个意象中得以叠映，构成了整体组合式的双重时空。

    时空的并置与绾合，通过意象的呈现而获得审美魅力，而诗人的观照方式也起着重要作用。韩林德先生曾说：“一个民族持何种观照世界的方式，是持直线式的‘焦点透视’，还是持曲线式的‘流观’，归根结底，受该民族的哲学思维和美学思维支配。”（《境生象外》）“流观”似乎是中国画的观照方式，其实诗中也多用之。从中晚唐的怀古诗来看，诗人往往从多个视点上来观照古今的迁替，通过几个不同的意象表现盛衰之感。中晚唐怀古诗中的时空是融为一体的，时间的纵深也就是空间的展开。怀古诗的审美魅力，可以从时空的向度上得以理解。

（摘编自张晶《时间绾合的中晚唐怀古诗》）

    材料一：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不断加剧，预计到205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4.83亿，老龄化人数占比也将提高到34.1%。老年群体需看病治疗，这是一大消费群体，促使国家、社会等各个方面对老年人的健康更加关注，而相应的健康服务措施也必须不断完善与实施。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慢性病、老年病、肥胖症以及亚健康等趋于增多。目前中国符合健康定义的人群仅占总人口的15%左右，而亚健康人群的比例则高达70%。尤其在城市白领人群中，有76%属于亚健康状态。

    (摘编自《我国大健康产业现状分析》)

材料三：

发展大健康产业的重要前提，就是转变传统医疗产业发展模式，即从单一救治模式转向“防一治一养”一体化防治模式。大健康产业是一种新兴服务业，当下中国大健康产业占GDP的比重不足5%，与发达国家的10%以上有很大差距。

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健康产业提前进入充分竞争阶段，各种新型营销技术不断涌现，许多国外新兴商业模式进入中国市场，各种资金、人才迅速涌入健康产业。随着跨国交通的便捷、互联网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人到各目的地求医问药，拉动了医疗旅游产业。据统计，全球医疗旅游产业以每20%的速度保持增长，已经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一个新兴产业。

国家在“十三五”规划中特别强调健康美丽新中国。在国民从温饱向健康消费迈进的进程中，保健的意识变得强烈，由此也催生了保健品消费的大市场。有专家指出，未来十年，中国营养保健品的发展，将沿着“一二线城市到三四线城市”“老年人到中青年”“滋补功能健康膳食补充剂”的方向“进化”。

随着国内公众自我保健意识的不断增强，近几年中国城乡居民保健类消费支出正以15%-30%的速度增长，远高于发达国家1.3%的增长速度。众多企业纷纷押宝或跨界大健康产业，巩固国内市场，拓展国际业务。

近5年来，国家对大健康产业的扶持力度逐年加大，整个外界环境为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基础。尤其是在国家颁布并实施的《国民营养计划》《健康中国2030》等政策的支持下，大健康行业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

    (摘编自《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前景及行业趋势》)

材料四：

大数据和临床证明将会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改善患者医疗。为患者提供收集、分析和解释健康数据和健康状况服务的制药公司将成为患者参与的新焦点，也是健康产业面临的挑战之一。健康类企业需要具备建立全面、安全的数据库收集和分析健康数据和健康状况的能力，从而识别和满足患者需求。

随着服务费支付方式的转变，健康企业需要找到降低成本和提高护理质量的方法。法律和消费者都要求服务及产品透明。健康企业需要保持透明度，不要频繁提价，这有利于重建与消费者、医生和健康保险公司之间的信任，也能够向立法机构兑现成本透明的承诺。成本控制一直以来都是健康产业面临的挑战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今，在高度监管的全球健康环境中，标准化、一致性至关重要。各类组织机构都要继续严格遵守全球、各区城健康细分行业的特定法律和规定，保证患者的信息安全。

(摘编自《2018年健康产业面临的挑战与解决方案》)

自媒体时代最显著的两个特征是，信息生产量巨大和信息传播速度快、获取便捷。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信息，读者毫无抵抗力，因为信息包含了吸引我们注意力的全部内容，诸如经验、知识、故事、传奇等。而小说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只不过是小说家对信息艺术化、个人化处理之后以艺术作品之名进行的传递。那么，在时代与小说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信息落差”，当读者在自媒体的无数信息中轻而易举地就能得到精神启蒙和精神满足时，如果当前小说没有超越这些信息的优势——足够的叙事吸引力和精神震撼力，那么读者势必将会远离当前小说，小说的艺术创造活力也势必随之而衰。

在口头传播时代和书籍报纸时代，读者和小说家之间几乎不存在“信息落差”，甚至小说家的信息量大于读者；而到了电视时代，这种“信息落差”出现了，但缝隙不大，所以本雅明感叹“小说作为讲故事这门古老的手艺衰落了”；在前两个时代，一个聪明的小说家尚能弥补这种“信息落差”，但是如今，一个小说家如果不是足够聪明或者伟大，他将很难填补这种“信息落差”。毫无疑问，信息的爆炸现场对小说写作造成了重大挑战甚至威胁，读者的逃离是挑战和威胁之一，而真正的挑战和威胁来自小说家的无奈——“想象力已经落后于极端的花哨现实”（乔治·斯坦纳语）以及无法创造艺术的征服力去弥补“信息落差”。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无数的光怪陆离的信息和现实奔涌到小说家面前时，是否为小说家打开了一扇巨大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之门呢？当然是。所以，找到处理信息的原则和方式，将信息进行艺术的转化成为关键。

如果我们将信息分为日常生活和传奇经验两种，我们会发现，小说艺术的呈现大致遵循了这样一个原则或理论：如果我们写的是一个日常生活故事，那么我们就得写出它的传奇性；如果我们写的是一个传奇经验或故事，那么我们就得写出它的日常性。日常生活的传奇性和传奇经验的日常性，这二者的平衡处理，实质上是在独特、生动的“个”和普遍、宽阔的“类”之间展开，最终做到“个”中有“类”，“类”中有“个”，如黑格尔所说“艺术不应该只以它的普遍性出现，这普遍性必须经过明晰的个性化，化成个别的感性东西”。

“日常生活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却展示了时间的内涵”“它是一切，包围着我们”“但像时间一样，不知它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学者徐前进如是形而上概括。日常生活的特点注定了当我们把日常生活原封不动搬进小说时，因其无限重复、缺乏奇异、丧失意义感，它不仅摧毁读者的阅读耐心，也难以迈入艺术的层面。所以，要超越日常生活的重复、狭隘与功利，就必须将日常生活审美化、艺术化，即写出它的传奇性——赋予日常生活断裂、惊奇和伟大。小说艺术也正是在日常生活这种传奇性的转化中完成的。写出日常生活的传奇性是完成信息到艺术转换的途径之一，反之，还有另外一条途径是写出传奇故事的日常性。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降临，制造传奇和讲述传奇如更大的旋风一般席卷我们的世界。只要打开网络热搜或进入短视频平台，千奇百怪的信息和传奇经验或故事层出不穷地冒出来，令人目不暇接，这些“极端的花哨现实”在各个数字终端被观看、被消费，甚至被轻而易举地添油加醋地“创作”之后再一次被传播，数不尽的传奇故事因此而诞生。制造、讲述、消费传奇在今日自媒体时代俨然已成为一桩全体网民参与的大生意，大受平台和资本青睐。

毫无疑问，这些传奇信息或故事不仅对普通网民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对小说家们也是如此，这是他们单调匮乏的日常生活和书斋经验之外写作素材重要的来源和补充。但是，当小说家把目光投向这些传奇经验或故事，借助想象力和虚构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小说时，我们看到了传奇经验或故事转换为小说的种种遗憾。有些小说只是传奇经验或故事的扩展版，如啰嗦的新闻事件；有些小说描摹的人物大起大落，多写的是时代热门之事，如社会变革“大事记”……这类小说在艺术上是失败的。对传奇经验或故事的处理丧失了想象和虚构的能力，导致了这类小说出现了一个新的叙事美学偏向，用张爱玲的话来说是：“许多作品里力的成分大于美的成分。”

如何从传奇经验或故事的“力”中呈现出“美”来，有一策略：便是写出它的日常性来，即写出“飞扬”中的“安稳”来。传奇经验的“这一个”与日常性的“这一类”在小说中相遇的瞬间，艺术的化学反应随之发生，传奇经验的“力”被普遍性的日常伦理削弱，而表现出小说的“美”来，诸如那种人类的普遍关切、情感以及认知等。

（摘编自石华鹏《在日常与传奇之间——自媒体时代小说写作的两种叙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