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友山

杨林海

    在我们瓷片族中，朱友山绝对算得上一个大家。

    朱友山玩瓷片的时候，根本没人意识到古代的碎瓷片能玩──他在市住建局上班，有一次去工地上量土方，忽然看见一个明代的土坑里挖出几块碎瓷片，拿到水下冲洗，他发现上面用青花画了一人一鹿。

    朱友山觉得好玩，把它放进提包里。

    有一次碰到个文博专家。文博专家懒懒地说了一句：“粗大明。”

    什么意思呀？

    明朝的民窑瓷器大多粗陋不堪。

    朱友山当时只觉得这个瓷片好玩，并不知道它的朝代。

    赶紧孙子一样地过去请教，人家告诉了他明朝的瓷器釉色和底足的特点。

    说到上面的青花图案，人家启发他：你看这个人戴的官帽，再看这只鹿在哪里。

    帽子很高，鹿在他的身后只露出一个头。

    对了，这叫“高官（冠）厚（后）禄（鹿）”。

    虽然粗──底足上沾满了瓷渣──可是胎薄釉厚，应该是读书人为求一个好口彩而使用的器物。

    哦？

    哦！

    过去古玩行里有一句行话：瓷有毛，不值分毫。朱友山手里的只是个碗底儿，文博专家虽然说得头头是道，却也并没有觉得有多珍贵。

    但是朱友山喜欢──喜欢，就留着玩呗，他用鞋盒盛好，拿一个小本子把文博专家的话工工整整地记下来。

    再去工地量土方，烟呀酒的就免了。

    工地上的甲方会事先把挖到的碎瓷片捡起来，清洗干净──放到他的自行车上。

    等到别人意识到瓷片也算是个玩意儿的时候，朱友山已经收了十多年，他的瓷片已经有了几万片。

    等到文庙的地摊上开始有瓷片卖的时候，朱友山已经有了几十万片。

    虽然现在“瓷有毛，不值分毫”的话已经不再有人提起，但玩瓷片的人还是像写网络小说的作家一样不被重视──省古陶瓷研究会好歹同意在全省瓷片族中发展一名会员。朱友山成了当然的人选。

    ──古陶瓷研究会的专家那都是什么样的专家啊，人家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米还多呢。

    那时候朱友山早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我们一边送他去省里面试，一边嘱咐他：“人家愿意吸收你，实在是给了咱瓷片族大面儿了──见了专家们，咱得看人家的脸色行事。”

    八十多岁的朱友山像个孩子似的一脸得意：“我懂，混社会我有一套──当年在住建局，有个领导说我不务正业，最后还不是被我摆得妥妥帖帖的？”

    古陶瓷研究会的专家倒也没有接受我们孝敬的烟呀水呀，人家随手从博古架上捧出一只碗，请朱友山断代。

    朱友山看看碗底，有刮削痕，中间有一个淡淡的凸起（行话：鸡心），笑了笑：“明朝的吧？”

    “能不能再断得具体一点──明朝什么时期的呀？”

    “明晚的──明朝的碗都有鸡心，早期的很重，到了中期，鸡心就不太强调了，这一件的鸡心已经近于无。”

    原来是这样呀。

    “孤证不证──我再来看看青花的发色。”朱友山接过碗来看膛里的图案。

    “扑哧！”他笑了起来。

    “这是明朝人的衣服被现代人穿了──在演戏呢。”

    “啊？”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一个专家的脸色变了：“这是我刚买的，虽然有些疑惑，但我没看出来是假的呀。”

    “你当然看不出来。”我们拼命地朝朱友山使眼色，可他根本不管不顾，“这个碗的胎、釉、形制得都没问题──这是明代的素碗，价格不高，但是现代的窑工们得到后，又在碗心里画了青花，入窑再一次烧制而成。”

    每个时期，烧制出的青花发色是不一样的。

    这样呀。

    我们在心里都暗暗地为片儿朱喝彩，我看到，专家们的脸上也流露出了赞许的微笑。

    ──看来朱友山进入省古陶瓷研究会是没问题了。

    但是谁也没料到的结果出现了：那个买碗的专家出于对正品的洁癖，把碗扔到了外面的水泥地上。

    就算是现代人在上面画了青花图案，可碗本身是明代的没错呀。

    它能流传到今天，容易吗？

    朱友山急白了脸。

    那个碗碎成了十八瓣荷花，但幸亏碗底子还是好的。

    朱友山捡起碗底，对我们说：“我不想加入这个古陶瓷研究会了，我们回去吧。”

（选自2017年第1期《小小说月刊》）

年轻时应该去远方漂泊

    寒假的时候，儿子从美国发来一封E-mail，告诉我他要利用这个假期，开车从他所在的北方出发到南方去，并画出了一共需穿越11个州的路线图。刚刚出发的第三天，他在得克萨斯州的首府奥斯汀打来电话，兴奋地对我说那里有写过《最后一片叶子》的作家欧·亨利博物馆，而在昨天经过孟菲斯城时，他参谒了摇滚歌星猫王的故居。

    我羡慕他，也支持他，年轻时就应该去远方漂泊。漂泊，会让他见识到他没有见到过的东西，让他的人生半径像水一样蔓延得更宽更远。

    我想起有一年初春的深夜，我独自一人在西柏林火车站等候换乘的火车，寂静的站台上只有寥落的几个候车的人。其中一个像是中国人，我走过去一问，果然是，他是来接人。我们闲谈起来，知道了他是从天津大学毕业到这里学电子的留学生。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我依然记忆犹新：“我刚到柏林的时候，兜里只剩下了10美元。”就是怀揣着仅仅的10美元，他也敢于出来闯荡，我猜想得到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异国他乡，举目无亲，餐风宿露，漂泊是他的命运，也成了他的性格。

    我也想起我自己，比儿子还要小的年纪，驱车北上，跑到了北大荒。自然吃了不少的苦，北大荒的“大烟炮儿”一刮，就先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天寒地冻，路远心迷，仿佛已经到了天外，漂泊的心如同断线的风筝，不知会飘落到哪里。但是，它让我见识到了那么多的痛苦与残酷的同时，也让我触摸到了那么多美好的乡情与故人，而这一切不仅谱就了我当初青春的谱线，也成了我今天难忘的回忆。

    没错，年轻时心不安分，不知天高地厚，想入非非，把远方想像得那样好，才敢于外出漂泊。而漂泊不是旅游，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品尝人生的多一些滋味，也绝不是如同冬天坐在暖烘烘的星巴克里啜饮咖啡的一种味道。但是，也只有年轻时才有可能去漂泊。漂泊，需要勇气，也需要年轻的身体和想象力，便收获了只有在年轻时才能够拥有的收获，和以后你年老时的回忆。人的一生，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叫做无愧无悔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你的童年有游戏的欢乐，你的青春有漂泊的经历，你的老年有难忘的回忆。

    青春，就应该像是春天里的蒲公英，即使力气单薄、个头又小、还没有能力长出飞天的翅膀，借着风力也要飘向远方：哪怕是飘落在你所不知道的地方，也要去闯一闯未开垦的处女地。这样，你才会知道世界不再只是一扇好看的玻璃房，你才会看见眼前不再只是一堵堵心的墙，你也才能够品味出，日子不再只是白日里没完没了的堵车、夜晚时没完没了的电视剧。

    我想起泰戈尔在《新月集》里写过的诗句：“只要他肯把他的船借给我，我就给它安装100只桨，扬起5个或6个或7个布帆来。我绝不把它驾驶到愚蠢的市场上去……我将带我的朋友阿细和我做伴。我们要快快乐乐地航行于仙人世界里的7个大海和13条河道。我将在绝早的晨光里张帆航行。中午，你正在池塘洗澡的时候，我们将在一个陌生的国王的国土上了。”那么，就把自己放逐一次吧，就借来别人的船张帆出发吧，就别到愚蠢的市场去，而先去漂泊远航吧。只有年轻时去远方漂泊，才会拥有这样充满泰戈尔童话般的经历和收益，那不仅是他书写在心灵中的诗句，也是你镌刻在生命里的年轮。

岁月钟声

汪曾祺

    我读的小学是县立第五小学，简称五小，在城北承天寺的旁边，对面是天地坛。五小有一支校歌：“看吾校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列其中。半城半郭尘嚣远，无女无男教育同。桃红李白，芬芳馥郁，一堂济济坐春风。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

    “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实在过于夸张了。但记忆中学校门外的地势确比校内高，进大门，要下一个慢坡。慢坡的东端是门房，同时也是校工詹大胖子的宿舍。詹大胖子的主要职务是摇上课铃、下课铃。这间小屋原来盖了是为当传达室用的，但五小没有什么事可传达，来了人，大摇大摆就进来了，詹大胖子连问也不问。这间小屋就成了詹大胖子宿舍。他在屋里坐着，看看钟。他屋里有一架挂钟。詹大胖子一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上钟，喀啦喀啦，上得很足，然后才去开大门。他看看钟，到时候了，就提了一只铃铛，走出来，一边走，一边摇：叮当，叮当，叮当……从南头摇到北头。上课了，学生奔到教室里，规规矩矩坐下来。

    每逢国文课都是要背诵的。一年级开头是“大狗跳，小狗叫”，后面有《咏雪》这样的诗：“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七片八片九十片，飞入芦花都不见。”我学这一课时才虚岁七岁，可是已经能够感受到“飞入芦花都不见”的美。我现在写散文、小说所用的方法，也许是从“飞入芦花都不见”悟出的。

    后来，有一班毕业生凑钱买了一口小铜钟，送给母校留纪念，詹大胖子就从摇铃改为打钟。一口很好看的钟，黄铜的，亮晶晶的。铜钟用一条小铁链吊在小操场边的梧桐树上。铜钟有一个锤子，悬在当中，锤子下端垂下一条麻绳。詹大胖子扯动麻绳，钟就响了。

    梧桐树一年一年长高了。钟也随着高了。五小的孩子也高了。

    詹大胖子还有一件常做的事，是剪冬青树。詹大胖子很胖，但是剪起冬青树来很卖力，他好像跟冬青树有仇，又好像很爱这些树。

    詹大胖子还做什么事呢？他给老师烧水。烧开水，烧洗脸水。教务处有一口煤球炉子，詹大胖子每天生炉子，用一把芭蕉扇忽哒忽哒地扇。煤球炉子上坐一把白铁壶。

    每年寒假、暑假，詹大胖子要做一件事，到学生家去送成绩单。全校学生有二百人，詹大胖子一家一家去送。成绩单装在一个信封里，信封左边写着学生的住址、姓名，当中朱红的长方框里印了三个字“贵家长”。右侧下方盖了一个长方图章“县立第五小学”，学生的家长是很重视成绩单的，他们拆开信封看：国语98，算术86……看完了就给詹大胖子酒钱。

    詹大胖子和学生生活最最直接有关的，是他卖花生糖、芝麻糖。詹大胖子很坏，他的糖比外面摊子上的卖得贵。但是五小的学生只好跟他去买，因为学校有规定，不许“私出校门”。校长张蕴之不许詹大胖子卖糖，把他叫到校长室训了一顿。校长对学生说：学生在校不许吃零食；他赚学生的钱，不道德。但詹大胖子还是卖，偷偷地卖。他摇下课铃或打上课钟的时候，左手捏着花生糖、芝麻糖，藏到袖筒里。有学生要买糖，走近来，他就做一个眼色，叫学生随他到校长、教员看不到的地方，接钱，给糖。五小的学生差不多全跟詹大胖子买过糖。他们长大了，想起五小，一定会想起詹大胖子，想起詹大胖子卖花生糖、芝麻糖。

    詹大胖子的铃摇着摇着，钟打着打着，我们便长大了，便到了小学高年级了。

    教五年级国文的是高北溟先生。他很喜欢我，我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在他所授的古文中，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教六年级国文的是张敬斋，张先生很有学问，他教我们《老残游记》，讲得有声有色。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大明湖上的对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我对五小很有感情。每天上学，暑假、寒假还会想起到五小看看。有一年寒假，大雪之后，我到学校去，大门没有锁，轻轻一推，开了。没有一个人，连詹大胖子也不在。一片白雪，万籁俱静。我一个人踏雪走了一会，心里很感伤。

    我十九岁离乡，六十六岁回故乡住了几天。我去看看我的母校：什么也没有了。承天寺、天地坛，都没有了。五小当然没有了。

    这是我的小学，我亲爱的，亲爱的小学！“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

（有删改）

老人与井

夏一刀

    掌灯时分，瞎伯划拉着他那根光亮的导盲棍摸到黑牛家里。

    瞎伯有事没事最喜欢到黑牛家里去，拉拉家常、谈谈天，喝一杯黑牛采制的清茶。

    瞎伯说，黑牛，你晓得吧，我们村里以前有一口老井的，叫善卷古井。

    黑牛说，晓得晓得，我小时候听爷爷讲过，说是一个叫善卷的古人，他看到春夏天枉水河河水浑浊，人们喝了就生病，就带领大家挖了一口井。是吧？

    瞎伯说，善卷是神仙下凡呢，什么都懂。他对乡里的人像兄弟姐妹一样好，和气得很。本事很大，皇帝都要向他求助，问他治理国家的办法！

    黑牛笑道，瞎伯，你讲得神气活现，好像见过他一样。

    瞎伯说，我没见过善卷，我见过他挖的井呀，那时的井台用桃花石砌的，周围又用桃花石铺了地面。我和小伙伴们在孤峰岭上砍柴，口渴了就跑到井边，趴在井边咕噜咕噜喝水，那水真甜呀。

    黑牛说，瞎伯，你今天总讲井呀井呀干什么呢？

    瞎伯不做声，从怀里摸索出一个布包，黑牛，我这里有一万多块钱，你帮我请人打一口井吧！

    黑牛急了，瞎伯！你攒几个钱容易吗？花光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打一口井干什么呢！吃水还是我来帮你挑呀！

    你别管，黑牛，我就想再尝尝古井里的水，我要你打你就打。

    瞎伯把话说得很坚决，怎么劝阻都没用。黑牛只好说，那好吧，瞎伯。

    第二天就开始打井了。瞎伯用导盲棍点点戳戳到一个地方说，黑牛，这地方就是老井的位置，就在这儿掏吧。

    挖了三天，就传来了黑牛兴奋的喊叫声，瞎伯，真如你讲的，一下就挖到了老井，才下去不到二十米，就出了水呢。

    瞎伯急急忙忙敲着棍子来到井边，黑牛，快舀一瓢给我尝尝。

    黑牛舀了一瓢水给瞎伯。

    瞎伯喝了一口，含在嘴里，久久地品着。

    瞎伯摇了摇头，黑牛，你欺我是瞎子是不是。这是孤峰岭上的山泉水。

    黑牛说，我骗你干什么？不信你丢一个石子下井试试。

    瞎伯果真摸了一个小石子丢下了井。听到扑通一声水响，瞎伯笑了。

    瞎伯说，黑牛，你帮我把其他的乡邻都喊过来一起吃晚饭吧，要庆祝呢！

    太阳一偏西，大家陆陆续续地来了。来的人都给瞎伯道喜，瞎伯乐得白胡子一抖一抖。

    这个黄昏，瞎伯的小屋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菜每家都带来了一些，合在一起，满满一大桌。

    男人喝着德山老酒，女人也喝，瞎伯也端起了酒杯。

    瞎伯说，黑牛，井打好了，剩下的钱你去买一些管子，一家一家把水抽过去。

    大家说，瞎伯，剩下的钱你自己收好，买管子每家自己管吧。

    瞎伯说，黑牛，我十几岁就瞎了，这辈子全靠你们这些乡邻照顾，要不，我这瞎老头哪有这么好的日子！我不能忘本哪，就做这么一点点好事，也算是对大家的报答吧。我晓得我的日子不多了，我走了，麻烦大家把我埋进土就行，不许用太多的钱，黑牛，你要是不依我的，我就在你梦里来找你。

    大家都哈哈地笑起来，一边举杯干酒。

    瞎伯也许醉了，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起来。

    黑牛从屋梁上爬了进去。

    瞎伯已经睡了过去，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

    把瞎伯抬上了山，黑牛用瞎伯留下的钱请了一个专业打井队。打井的人用洛阳铲在新井三来远的地方探到了老井的位置。

    一层一层的土起上来，露出了古老的井壁。再往下，堵住的泉眼打开了，清亮的水涌上来，水花翻开着，像一朵一朵百合。

    黑牛从开始打的井里起上来一只盛水的大木桶，这是蒙骗暗伯的。然后，从古并里打上来一桶水，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口，围在井边的乡邻都屏住呼吸，抿了一口。

    水甜甜的，润润的，像甘露。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有删改）

戎装在身

孙晓青

    北京正是盛夏，我却想到一个冰雪世界的故事，但愿能给酷暑中的人们带来一丝清凉。

    2001年冬天，解放军某部机炮一连奉命开进帕米尔高原，在海拔四千三百多米的红其拉甫边防一线扎营。山沟里流淌下来的水冰冷刺骨，战士们每天早晨起床洗漱，头发沾水结冰，没几天手便皴裂了。可军装却不能不洗，巡逻执勤，摸爬滚打，作训服容易脏，洗起来手生疼。

    连里有个新兵小吴，来自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一个侗族之家，个子不高，长着一张娃娃脸，小号军装穿在身上还显大。看到战友们为洗军装打怵，小吴不禁想到家乡人劳作时常戴的一种胶皮手套。十八岁生日那天，他给家里打电话，父母不在，电话是小姨接的。

    “老二，今天是你的生日，想吃点什么好的，姨给你寄。”小吴在家排行老二，家人之间不称姓名，都这么“老二，老二”地叫他。

    “小姨，部队伙食不错，别寄吃的，能不能给我寄点手套？”

    小姨很敏感：“是不是很冷？”

    小吴把情况简单说了说，但是没提零下30摄氏度的事。他觉得，提也没用，家乡人想象不出那是个什么滋味。

    小姨说：“没问题，我马上给你买副皮手套寄去。”

    “那倒不用，部队发了皮手套。”小吴说：“我想要可以罩住半截胳膊的胶皮手套，就是你们干活儿时戴的那种防水的。”

    小姨感到好奇：“你们当兵的戴这种手套干什么？”

    小吴解释说，山上很冷，洗衣服时先戴上线手套，再套上这种胶皮手套，手就不会皴了。小姨笑着答应了，但马上又被一个数字吓着了：“九十双？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如果太少，这个用那个用，很快就会坏掉，我想送给全连每人一双。”小吴的父母外出在广东打工，家里并不富裕。

    小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老二，你长大了。”

    十多天后，九十双胶皮手套加急寄到红其拉甫。

    在连队，小吴最佩服黄排长。他有颈椎病，家里寄来的偏方草药，都是排长帮他敷；他的字写得不好，也是排长给他布置作业，让他每天端端正正写五百个字；排长不仅自学英语，还经常推荐好书，在排里发起“写日记、看好书”活动，要求大家利用训练执勤的间隙，学一点有用的知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排长的影响下，小吴有了学习的紧迫感，自费订了四种杂志，打算退伍后继续上学，多学知识。

    父亲得知他的这个想法后很高兴，来电话说：“老二，你想念书我支持，我再去广东打工，给你挣出学费来。”小吴回答：“爸，从当兵那天起，我就决定将来自己挣钱，自己攒学费。”父亲一愣，继而也像小姨那样，在电话上说了一句“老二，你长大了。”

    当时，小吴的哥哥在湖南省怀化市上农校。为减轻家中负担，小吴当兵后，经常往哥哥的银行卡里打钱，哥哥很感激，不止一次地表示：将来我成功了，一定加倍补偿。小吴说：“哥，偿什么，我没有失去什么呀！”他把这事讲给黄排长听，排长同样表扬他说：“小吴，你真的长大了。”

    小姨、父亲、排长都这么说，这让陶醉于自己“长大了”的小吴很自豪。当兵以来，他的身高从一米六三长到一米六六，可军装还是显得有点大，而且那张圆圆的娃娃脸，笑起来还是一副孩子样。我端详着这张纯真可爱又黑里透红的士兵面孔，仿佛读出了一名士兵成长的印记。

    像小吴这样的年轻士兵，我在南疆边防见过许多。高原艰苦，斗争复杂，无论翻山越岭巡逻，还是爬冰卧雪潜伏，对他们来说几乎就是家常便饭；有时参加国防施工，一些三四十岁的精壮民工都不愿干的重活，却被这些看起来还是孩子的士兵扛在肩上。这不能不让我思索：他们的信念、意志、力量、勇气究竟从何而来？这些士兵，入伍前大多是农家子弟、青年学子，祖祖辈辈生活在一个山村、一片平原或者一座小镇上，尽管他们也知道国家这个概念，但是未必清楚自己与国家的关联。然而一旦穿上军装，来到边防，他们就像换了一个人，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懂事了，成为和平生活的守望者，国家安全的保卫者。他们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人生转变：从农民的儿子、工人的儿子、教师的儿子、干部的儿子、商人的儿子，成长为国家的儿子。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小吴，但我始终记得这个喜欢说自己“长大了”的可爱的小兵，记得他穿着那套有点大的军装努力做出成熟的样子。

北京，南京

侯发山

    老歪这两天特兴奋，以至于晚上都睡不着，鏊子上烙油馍似的在床上翻来覆去。有人说，睡不着就数羊，数不到一百头就睡着了，老歪连着几个晚上，都数到一万多头了还是没有一点睡意。

    是啊，这事换到谁身上都淡定不了。两个孩子都在电话里说，说他一辈子没出过门，趁着现在还能走动，让他到城里逛一逛，转一转，开开眼界，见见世面，想住了就住下来。老歪到过最远的地方是镇上，赶集时去一趟，县城都没有去过。两个孩子像是商量好似的，说这几天就把车票给快递过来，让他做好准备。去就去吧，住是不会住的，玩两天还是可以的。若是犟着不去，说不定哪一天蹬腿了，会让孩子遗憾终生的。

    村里人说，老歪该享清福了。可不是吗，老歪的一双儿女都成家立业了，都出息了，他还不该享福吗？

    老伴走的时候，两个孩子还小，儿子六岁，女儿三岁。当时，亲戚朋友都劝老歪再找一个，说孩子没妈不行。老歪那时还是小歪，挺倔的，说啥也不找。他说，有了后妈，不一定是孩子的福气。就这样，他既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泪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供他们上大学。两个孩子也算争气，学业完成后都留在了城里。唯一遗憾的是，两个孩子不在一个地方，儿子在北京，女儿在南京。

    两个孩子还算孝顺，没少给他打钱，没少给他寄东西，电话里也没少说话。他们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也曾邀请老歪到城里去，尽管老歪也特想去，却一直没有成行，他怕给孩子们增加负担，现在不一样了，都有房子了，都成家了，该去看看他们。这次邀请他进城，也就是在前几天的电话里说的。

    就这样，老歪睡不着了。

    北京？还是南京？这几天，村里人见了老歪，都会这样问他。不少人给他出主意，有的建议他去北京，说北京有毛主席纪念堂，有天安门城楼；有的建议他去南京，说南京有中山陵，有雨花台。

    老歪呢，咧着嘴嘿嘿直乐。说实话，他也没决定好到底是上北京还是下南京。这两个孩子也真是的，说寄车票都寄车票，说不寄都不寄。

    儿子在北京上班，房子买在了河北，每天上班要提前三个小时。唉，上个班就这么远，也真难为儿子了。儿子是去年结的婚，媳妇是日本闺女。他们举行的是集体婚礼，单位操办的。恰好老歪当时刚参加过本村的一个葬礼，按农村阴阳先生的说法，不宜再去参加婚礼，就没有去。他们也没回来过。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老歪没见过媳妇的面，不能说没见过——儿子给老歪买了个智能手机，在手机里见过，还给他拜过年呢，叽里咕噜的，像是鸟语。儿子说那是问候老爸新年好的。老歪想等到孙子出生后再过去，视频了几次也没见媳妇的肚子大起来，老歪也不好意思问儿子，当然，更不好意思问媳妇了。儿子似乎知道老歪的心思，在上次的电话里却轻松地说，他们不打算要孩子了！这还了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得去好好数落数落儿子。

    这边牵挂着儿子，那边女儿也连着心。女儿在南京上的大学，女婿是她大学期间就认识的。今年五一结的婚，女婿是南京一家企业的老板。哼，老板有啥了不起，收破烂的也叫老板——去年村里来了个收破烂的，临走给了老歪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回收公司总经理”。女儿是旅游结的婚。老歪见过相片，女婿是个秃顶，年龄也不小了，似乎比老歪小不了多少，女儿说他是二婚。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女儿一直没把女婿领回来过。这个女婿不是外国人，是苏州人，说话也听不懂。女儿说，这个老板带来两个孩子，她自己不打算再要了。啧啧，女儿真傻，没有一个亲生的会中？都说闺女是爹娘的小棉袄，儿子指靠不了，还得依靠女儿呢。女儿过不好，也是自己的一块心病。

    到底是去北京还是南京？去北京，女儿不高兴，去南京，儿子不高兴。有了，谁的票到的早去谁那里！主意一定，老歪才想起收拾自己，去镇里洗了澡，破天荒请人搓了搓背，理了理发，刮了刮脸，还拿出新衣服让邻居家的媳妇给熨烫了一下。

    过了一天，老歪收到了一个快递员送来的两个快递——两张卧铺车票——一张去南京的，一张去北京的，车票上的车次居然是同一天时间！

    快递员的到来早已把左邻右舍吸引过来了，他们相互传递着火车票，眼里写满了羡慕，还一边取笑老歪：你不会分身术，看你这次去哪里！

    当天晚上，老歪捧着妻子的相片喃喃自语：我实指望到时带上你去城里逛一逛，现在不可能了。我决定了，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你。说罢，老歪那沟壑纵横的脸上淌满了泪水。

    去南京的车票是儿子寄来的。去北京的车票是女儿寄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