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代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最初是皇帝亲自在内阁，后来有些皇帝不常到内阁，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甚至有几个皇帝则长久不管事，就变成怕见大臣了；于是经年累月，不再到内阁，一切公事都要送进宫里去，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南京临时政府在行政上采取的是总统制，后为制约袁世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采取责任内阁制。1912年6月，袁世凯在任命王芝祥的问题上，违背法律规定，剥夺总理的副署权，破坏责任内阁制，导致内阁总理唐绍仪辞职。但从另一角度看，唐的辞职也表明了为维护责任内阁制而进行的斗争。此后在1917年的府院之争中，段祺瑞向黎元洪频频发难所祭起的主要法宝，实际上也是责任内阁制。虽然段祺瑞之后北京政府的历届弱势总理往往受制于大军阀，但责任内阁制之实虽亡，而其名尚存。应当说发端于辛亥革命的责任内阁制，仍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种重要的政治模式和权力运作方式。

——摘编自马烈《简论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意义》

材料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夏商周时期。秦汉时期，我国古代监察体系初步建立。魏晋至隋朝，御史台是国家最高监察机构。唐朝设立了台院、殿院、察院，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监察系统，此外，还建立了系统的谏官制度。宋代沿袭唐制，又在地方上的州内设通判监察行政，设提点刑狱司专司刑讼，设转运使监督财政，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明朝初年，中央台、殿、察三院合并为都察院，同时，设置独立于都察院的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活动，科道并立，地方设按察使司。清朝形成了“科道合一”的监察体系，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至此，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实现了高度的严密统一。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里，监察权力来源于皇权。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虽然具有其独特性，但也难免会受到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具有其局限性。

——摘编自高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探析》

材料二：相对来说，英国有着一套比较完整、灵活的监察制度。议会监察，是西方现代监察体制的核心，最具权威性与代表性。议会监察，是“民意代表机关”对政府施政、财政、人事等其他法定事项的监督检查，包括：同意、纠正、纠举、弹劾、审计，以及为完成这些任务所必须的质询、视察和调查、投不信任票等事前防止，事中纠正和中止，事后惩戒和救济等监控规程。在此基础上，英国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又相继成立了各种不同的监督机构，构成了一个多行业、多地区、多层次、多渠道的监督网络，以教育、防范、惩处为手段，以保护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巩固政治权力为目标的反腐败机制。

——摘编自张恒《英国监察制度：在漫长曲折的道路上逐步形成》

材料一  御史为君主耳目之臣，职司风宪……明朝的监察御史只有七品，但可以弹劾宰相、六部，可以超摧（越级提升之意）为“按察使”（三品），故彼等多乐行其职权，不避权贵。虽常有被贬抑、下狱、赐死之事，而其地位仍然甚高，其清严威重为他官所不及……明代监察御史可以个别行使弹劾权与单独提出弹劾案，不以都察院的名义为之，也可以直接向皇帝提出弹劾案。

——郑钦仁《中国古代制度略论》

材料二  （古代雅典）政府官员上任前，必须接受资格审查。一般官员由公众法庭审查，执行官除由法庭审查外，还要接受议事会的审查。官员任职期满，由公民大会进行“政绩审查”，发现有危害国家、受贿和其他违法行为者，都要受到惩罚。卸任官员必须接受帐目审查，公众法庭查出有贪污者，即勒令其偿还10倍于所侵吞的金额。此外，凡议事会或公民大会决议与宪法抵触者，任何公民有权向议事会主席团提出申诉，主席团若认为申诉合理，原法案动议者将负其咎。

——许良英王来棣《民主的历史》

材料三  在美国，新闻媒体被封为政府第四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治生活中的一支原生力量，它决定着公众讨论的议事日程一头牵着政府，一头牵着国民敏感之极的神经，一旦白宫的某些政策发生偏误或总统等政要滥用行政职权，立即就会招致一场新闻舆论带来的暴风雨。更为重要的是，新闻媒体具有动员民众的实际能力，它对行政官员具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

——彭正波《美国的行政监督机制》

材料一：秦灭六国完成统一后，在全国实行郡县制。郡县官吏统统由享受俸禄的职业官僚担任，任免权集中于中央。魏时期地方官任期多为六年，隋朝几经改革定为四年。

唐太宗时，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把全国划分为十个监察区，称为道，时常派黜陟使或巡察使到各道巡察。唐玄宗时，每道设采访使一人，督察所属州县。宋代路、州、县的官员都由中央官兼任，属于差遗性质，所谓“以京、朝官权知，三年一替”。地方官任职避亲、避籍渐成定制且严格遵守一年一考课，三年一升迁的考核任期制。

——李治安主编《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材料二：若元（元朝），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干五百一个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元史》

材料三：明太祖认为，元灭亡的原因之一，是“君不能躬览庶政”，君主不够专制，导致“主荒臣专，成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大乱”。为此，洪式九年废行省，在地方设承宣布改使、提刑按察使、都指挥使“三司”，共同组成省级政权机构，分别执掌行政、司法和军事。三司各司其职，互不隶属。……三司的设置虽是强化中央集权之举，但事权一不一，不利于弹压地方。于是相继出现了巡抚、总督的设置，以节制三司，统一协调地方权力，消除牵制、扯皮、效率迟缓之弊。这样，“巡抚”总领一省军民大政，“三司”悉听节制的新体制已逐步形成。正德年间农民起义及“倭寇”入侵往往涉及数省，明朝加派兵部尚书都察院御史以“总督”去总管数省，“总督”一职出现，督抚制度初步形成。督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

材料四：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谈到：“政治制度是现实的”…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