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代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最初是皇帝亲自在内阁，后来有些皇帝不常到内阁，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甚至有几个皇帝则长久不管事，就变成怕见大臣了；于是经年累月，不再到内阁，一切公事都要送进宫里去，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南京临时政府在行政上采取的是总统制，后为制约袁世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采取责任内阁制。1912年6月，袁世凯在任命王芝祥的问题上，违背法律规定，剥夺总理的副署权，破坏责任内阁制，导致内阁总理唐绍仪辞职。但从另一角度看，唐的辞职也表明了为维护责任内阁制而进行的斗争。此后在1917年的府院之争中，段祺瑞向黎元洪频频发难所祭起的主要法宝，实际上也是责任内阁制。虽然段祺瑞之后北京政府的历届弱势总理往往受制于大军阀，但责任内阁制之实虽亡，而其名尚存。应当说发端于辛亥革命的责任内阁制，仍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种重要的政治模式和权力运作方式。

——摘编自马烈《简论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