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唐宋之际，乡村自治组织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愈来愈多地借助他们来稳固统治。唐宋推行的科举考试制造了一个拥有特权却居于乡间的士绅阶层。宋代以后，在大举将地方神明纳入国家祀典的同时，随着识字率的激增和文化的相对普及，中央的秩序、教化逐步延伸到基层。吕大钧首创“吕氏乡约”，后由王守仁发扬光大；朱熹等理学家则开始将宗族制度庶民化。迨至明后期，里甲制度崩坏，就由乡约、保甲承担了村落治安职能。清代的里甲、保甲、乡地、宗族、包税人则承担催征赋税的职能，基层自治功能被明清时期勃兴的宗族等各种社会组织分担。

——蒋楠《历史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

材料二：传统英国乡村治理，其实质是以庄园为核心的生产活动的安排问题和庄园内部领主与农民，以及农民内部的社会关系调节问题。贵族阶级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分割，将部分司法和行政权转移到庄园中，以庄园法庭为载体，有效地维护着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庄园制度对英国社会的历史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为英国土地私有产权的形成，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和农民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使得英国政治变迁具有精英斗争的特征；庄园制度也衍生出了法治和地方自治的传统。

——朱可心《庄园制传统与英国乡村治理》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的觉醒的时期。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些黄族因为种种原因往往离弃宗国，避入他邦，重新入仕，加入到异姓大夫的行列中。不仅贵族、游士弃宗族而不顾，就是普通民众也开始试图离开宗族和家长，他们积聚私财，分家另过，逐渐形成不同于大家族的小家庭。春秋时期，人们对于人性问题的探讨尚未达到哲学的高度，孔子本人也很少谈到人性问题，战国时期，则出现了“性善”、“性恶”、“性无善恶”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冯雪俊、高锦花《论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觉醒》

材料二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崇尚自然、超然物外而风流自赏的生活方式。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提到，魏晋时期是“人的觉醒”时期。而这种觉醒带来的是自由，是对个性的张扬，是对自我意识的突出。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吴玉娟《以“人的觉醒”为主线的阮籍玄学美学研》

材料一  南北朝时期颜之推在官学衰落、贵族子弟身亡家破的悲剧中，意识到教导族中子弟学习德行与知识的重要性，写下一部体系宏大的《颜氏家训》，给颜氏一族和社会带来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整部《颜氏家训》中，颜之推大量引用儒家经典的原文和典故，将儒家思想渗透进颜氏家族子弟的人格中。《颜氏家训》“述立身治家之法，辩证时俗之谬，以训子孙”，它的有关教育子女、治理家庭、人伦秩序的观念对构建和谐家庭具有指导意义。据《中国丛书综录》记载，自魏晋南北朝之始，历朝历代都有“家训”类的成书作品。宋朝出现的5本家训作品都深受《颜氏家训》的影响，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封建社会家庭教育体系。

——摘编自罗乐《（颜氏家训）家庭美德思想及其价值》

材料二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自幼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他将中西方思想融合起来，贯穿到家庭教育当中。梁启超对子女进行科学知识教育，以趣味引导学习，让子女自主学习。他认为做学问不能纸上谈兵，要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梁启超教育子女“人必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他将道德分为公德和私德，认为中国传统道德偏于私德，是为“人人独善其身”；西方道德偏于公德，是为“人人相善其群”。他志在把子女培养成具有独立人格、具有公德心、意志坚定、知书达理的人才。梁启超家庭教育思想对当代家庭教育具有现实意义。

——摘编自段燕蓉《论梁启超家庭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