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在谈及《边城》创作动机时曾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准确理解这段话是把握《边城》内蕴的一条重要线索。多数评论者在立论时往往对“不悖乎人性”视而不见，而只抓住“优美”、“健康”等亮丽的词以及作品所显现出来的美丽光环，得出《边城》所要表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所要赞颂的是“人性美”等论断。其实，在沈从文的社会思想和美学思想中，“人性”是一个极重要的概念，是统领其小说内容的灵魂，正如作者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他的“人性”的内涵也不仅仅是多数论者所理解的“美的人性”，而是一种“金子与沙子并存”的客观实在。作品所要表现的人生形式虽具有理想的特点，但并没有完全理想化，而是一种现实的自由自在的人生形式---自然、美好而又杂有“沙子”的人生形式。

当然，仅仅根据创作来探讨作品的内蕴是不够的，诚如劳伦斯所说：“永远不要相信艺术家，而要相信他笔下的故事。批评家的作用在于从创作故事的艺术家手中拯救故事。”批评的关键是以作品为依据，透过作品所提供的人生视景、特别是人物的性格心理等挖掘其内蕴。不可否认，《边城》以大量的篇幅对湘西人性美进行热情的描绘和讴歌，从而体现作家对“理想的人生形式”、对生命自由的追求，但这毕竟只是作家的美好意愿，不能代表作品的全部内蕴。事实是，《边城》的结尾是个出人意料的变奏，一个特定的结局，却也是现实意义上的悲剧。诚如多数评论者所说，这个悲剧显示了人生在生命瞬间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是作品的最终指归。这种不确定性既是偶然事件所致，也是主观的人为因素所致，即人物不自觉地、无意为之所产生的破坏性行为。作品故事的主干及结局旨在通过这种“命运的不确定性”，揭露美好人性的阴暗面---深潜于民族心灵的痼疾。正是这种痼疾，在关键时刻兴风作浪，最终成为主宰人物命运的因素。沈从文是明了全部事变中的悲剧因素的，但他对“人性向善的发展”的追求，又使其不忍心痛揭人性的阴暗面，他渴望笔下的小儿女能够获得一份合理的人生安排，因此不惜花费大量笔墨来表现人性美的一面。

    湘西的人生是沈从文小说着力表现的重要部分，对于下层人民，沈从文侧重表现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勤劳、勇敢、正直、善良而又纯朴的品德，努力挖掘他们身上的人性美，并在他们身上寄托着重塑民族品格的理想。他发掘了湘西乡村社会人性的金子，同时深谙这种处于原始自在状态的人性所具有的迷信、愚昧的缺陷。这种缺陷是美好人性的阴暗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破坏性作用。当它发作时，势必破坏人们自由自在的和谐状态，成为“人与自然契合”的阻力。《边城》的爱情悲剧正是这种缺陷作用的结果。至此，《边城》的内蕴所呈现出来的就不是单一的“证明人性皆善”或揭露人性的阴暗面。

(节选自《名作欣赏》)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古代丝绸之路架起了一座交流物产、连通人心的桥梁。当前，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续写古代丝绸之路的传奇。不仅要看到其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还要看到其在民族交流融合方面的纽带作用。

    古代丝绸之路大体有草原道、绿洲道、茶马道以及海上道四条。除了汉族，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开拓者，他们的马队和骆驼队踏出了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丝路。早期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在开通草原古道、推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鲜卑、吐谷浑、吐蕃、回纥等民族，都曾和丝绸之路结下不解之缘，有的一度控制了草原道和绿洲道，成为经营东西方贸易的主角。公元 439 年，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我国北方，使丝绸之路自汉代以来再度繁荣起来。北魏、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后，吐谷浑控制的“青海道”和吐蕃控制的“青唐道”成为中原和南方通往西域的通道。再看回纥，其与唐朝绢马贸易换回的绸绢，除了供汗国贵族享用，还通过“草原道”大量转输到西方。因此，这一时期的草原丝路有“回纥道”之称。丝绸之路上民族交流融合绵延不断，开遍了民族交流融合之花。

    在肯定我国古代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为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更要充分认识中原王朝的主体作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汉、唐、元、明各朝代为了经营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在丝绸之路沿途设置馆舍以提供食宿，建立都护府、都督府、州、县等以加强治理。这些措施对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具有决定性作用。

    丝绸之路密切了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也密切了东西方关系。中原、江南以及巴蜀的名茶不仅输入西方，也输入西域、青藏高原与漠北，饮茶逐渐成为北方与西部民族的习俗。同时，西域和中亚、欧洲的物产和文化也传入内地。到了唐朝，丝绸之路的东端终点长安、洛阳成为西域文化的荟萃之地，上至宫廷、下至百姓无不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到了宋朝，中国的茶叶和丝绸被大量贩运到西方，西方的乳香、琉璃等被大量转售到中国。元朝时，中西交通空前畅通，中国的雕版与活字印刷术、火药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欧洲和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医药、建筑等科学技术也传入中国。

    中华民族是诸多民族相互接触、融合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毫无疑问，在这个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丝绸之路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与交流舞台。丝绸之路像一条纽带，联结着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联结着内地汉族人民与边疆少数民族人民。未来，“一带一路”延伸之处必将是人文交流活跃之地，它不仅会继续描绘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五彩斑斓的画卷，还会进一步架起东西方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桥梁。

（选自杜建录《丝绸之路是民族交流融合的舞台》，有删改）

一场雾霾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并已构成名副其实的灾害，与此事实相背离的是，迄今为止，它所受到的关注与其灾害性无疑不相匹配。延续早先对北京PM2.5话题的讨论，尽管其严重性一再被强调，舆论的批评，对空气质量的诉求彰显某种刻不容缓的态势，然而，无论是民众日常生活的调整，还是政府的响应，在此期间都存在重视不足的问题。现实生活中， 民众生活秩序依旧，尽管有的地方环保部门持续提供最新污染数据，并发布各种健康提醒， 然而，是否真正遵从这种提醒并采取相应措施，有待每一位遭受此次灾害的民众作答。

    我们习惯以城市为单位来衡量天气的变化，当天气伴随着灾害时，它的后果势必以个体为作用对象，这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遭遇极端天气的民众都成了灾民。北京持续多天的空气重污染给这座城市平添考验，去年年底北京出台《北京市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暂行）》，被视为很大的进步。方案对各政府部门有着明确的职能分工，比如市教委负责在重污染日时组织中小学及幼儿园减少或停止体育课、课间操及户外活动等，市经信委协调落实工业企业污染减排措施。如此细致分工意在发挥不同政府部门的职能优势，为天气恢复提供条件，这些规定的背后显然彰显这样一个事实，即极端天气应对不只是一两个政府部门的责任。与之相对的，去年多地颁布法规，禁止擅自发布灾害性天气警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行为，其用意显而易见，即要排除不实信息带来社会恐慌，将信息发布的权力纳入政府一元，并重视政府的协调指挥。如果要让民众信任来自政府的信息，并习惯在灾害性天气应对过程求助于政府，这势必要以政府部门的应对能力和意愿作为支撑。此次雾霾天气对官方的应对体系是一次考验，据媒体报道，在此期间，北京市环保局担当重任，表现出较高的动员能力， 其持续提供的天气数据，回应了民间对环境数据的渴求。然而亦有批评指出，多数政府部门在此期间表现迟缓甚至冷漠，尽管迄今为止未造成直接后果，但就整个应对体系而言，无疑是一种缺憾。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波及全国的雾霾天气，不同地区相互影响，大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势，鉴于此，今后的环境保护或应从中得到启示，需要明确一个基本的理念，即环境保护应该成为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共同的事业，因为它既是自我保护，也是彼此保护。

早先北京市环保局提供的数据表明，煤炭污染是北京PM2.5的第二大污染源。石化能源造就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揭示了一个无奈的事实，借用《技术与文明》一书作者芒福德的话说便是：“一个地区一旦晴空万里，很可能就意味该地区工业不景气。”今天的中国，发展工业仍是头等重任，在环境保护日趋窘迫的今天，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是国情所向，理应成为各方共识。

    什么东西都可以低估，但唯独不能低估青春的能量；青年时期的积累与沉淀，往往影响着个人一生的发展。

    诗人艾青有句名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家国情怀是一种源自内心的质朴情感，也可说是每个人的立身之本。对于当代青年来说，只有常怀感思之心、砥砺家国情怀，才能自觉地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社会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家国情怀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灵魂之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铭刻于骨、融化于血。家国情怀既体现为一种民族大义，也是赓续传承的文化传统。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威继光抗倭保家卫国……回溯既往，从神话故事到历史典故，浓浓的家国情怀之中，都体现着民族大义。《礼记・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家国情怀世代相传，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基因。事实证明，没有伟大的国家和民族，就难言个人的尊严。因此，无论何时，我们都应将家国情怀牢记在心。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家国情怀突出体现为爱国奉献的精神，堪称一种精神坐标。邓小平同志曾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真挚的话语，饱含着爱与真情，正是浓厚家国情怀的写照。“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爱国不能停留在ロ头上，而应体现在行动之中。西藏玉麦乡牧民후嘎、央宗姐妹的事迹为什么感动了亿万人？就在于她们以行动诠释爱国情感，为祖国守护神圣土地。对于个体而言，要关注国家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更要多问问自己为国家能做什么、做了些什么。可以说，家国情怀需要我们爱国、奉献、担当、作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不断升华爱国奋斗精神。

今天，家国情怀更体现为一种时代责任。奋进在新时代，亟待我们激荡新气象、成就新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力量。青年强则中国强，只有青年肩负起时代重任，我们未来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对于年轻人来说，“舞台再大，自己不上台永远是个观众”，决不能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平台再好，自己不参与永远是个局外人”，决不能自甘平庸安于现状；“能力再大，自己不行动永远是个失败者”，决不能踟蹰不前、不思进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激扬青春、崇尚奋斗，当代青年才能不负使命担当，在爱国奉献中实现个人价值。

    “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什么东西都可以低估，但唯独不能低估青春能量；青年时期的积累与沉淀，往往影响着一个人一生的发展。青春是用来奋斗的，而不是用来虚度的。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更为青年提供了干事创业、成长成才的广阔舞台。厚积薄发、久久为功，当代青年必将在奋斗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摘自周德睿《青年当永葆家国情怀》）

    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离不开对西方美学的借鉴，但这种借鉴乃是一个首先“学西”、继而“化西”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互鉴的特殊形态，从而达到中西美学不同程度的创新融合。

    中国现代美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王国维，早在20世纪初，在译介叔本华悲观主义意志论哲学著述基础上，撰写了迥异于传统思想的《红楼梦评论》；借鉴康德美学“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说，首次提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的重要主张，并建构起具有中国传统特质的“古雅”说；借鉴德国古典美学诸家，对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先秦道家美学思想作了深刻反思，自觉把二者加以融会贯通，写出了《人间词话》这一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创建了以“境界”为核心范畴、意蕴丰厚的创新美学体系，对传统的“意境”说作出了具有现代性的创造性开拓。王国维之所以在融通中西上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与他具有超越中西学术二元对立的现代视野有密切关系。他主张“学无中西”，批评持中学、西学二分的“俗说”，“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认为“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这样一种关于中西学术互助、互动、互鉴、互促的精彩之论，至今仍不失其高远眼光和宏大气度。

    另一位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奠基人蔡元培，在国内最早全面介绍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对康德关于审美的四契机说，运用儒家思想作了“超脱”“普遍”“有则”“必然”的创造性阐述；从儒家以德为本的思想出发，借鉴康德有关思想并加以吸收融合，同时借鉴席勒的美育理论，强调“涵养德性，则莫如提倡美育”，进而提出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育代宗教”说。

    还有梁启超，前期以启蒙为宗旨，强调文艺改造人心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诗、文、小说的三界革命论，目的在于“新民立人”或曰“移人”；后来借鉴西方哲学智、情、意三分理论，用儒家思想加以化用，提出以“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中心、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趣味主义”美学主张，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趣味教育”一词，乃是直接借鉴、改造了西方的提法。

    其后，中国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进行自觉的中西比较和互鉴，实现了对西方美学有选择、有针对性的消化、吸收和融通。这种中国古代美学“化西”式的现代转化并非个例，在一个世纪以来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们都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他们中有人提出“以西释中”的口号，表面上抬高了西学，但他们所作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实际上超越了“以西释中”，达到了中西互鉴互融的高度。

    总之，以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回顾百年中国美学现代建构的历程可以发现，虽然这个时期我们的主动借鉴占主导，但实质上这是特定时代条件下中西文明互鉴的一种特殊形式。

（摘编自朱立元《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