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庚申，北京及周围发生了该地区有文献记载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震后4小时之内，康熙已经召集内阁、九卿等各部门满汉官员，商讨应对措施；第三天，康熙派人前往周边地区查看灾情并上报朝廷；第六天，赈济银两已直接发放到受灾最严重地区的灾民手中……御史官员甚至皇帝本人对勘灾、赈灾及灾后重建过程进行监督。此次地震的赈济工作，以中央财政支付为主，康熙帝直接拨出帑银，让散赈官员到灾区发放给灾民。地方宫员，则承担起勘察灾情，维护日常生产生活秩序。期间，康熙帝还谕令各衙门官员将上谕特别是有关对灾区灾民赈济措施的上谕“通谕内外军民人等，咸使闻知”，使灾区的百姓切实感受到朝廷抗震救灾的决心和帮助，消除恐惧。

——摘编自汪波《康熙十八年京畿大地震的应急机制》

材料二  京师为首善之区，盛京为“发祥之地”。清政府非常重视这些地方的防疫，“康熙四十二年(1703)八月，“文登大疫， 民死几半”，而北京无染。康熙帝将承德山庄开辟为满蒙贵族专用的“避痘所”，并多次亲派医师前往东北地区为满蒙子孙种痘。八旗之外的民人境遇就悲惨了，他们种痘相对较晚，上海居民种痘的文字首见于道光年间。

——摘编自高中华《清代如何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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