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社会政治来说，太平天国搅乱了整个封建制度，这种搅乱是统治阶级永远无法平复的。由此，间接地促使地方政权相对于中央统治的自立倾向。这对于削弱中央集权起了很大作用，原来的政治体制就不能不发生变化。地方督抚权力的膨胀，本是对于太平天国搅动天下的反应，但由此发生的制度递嬗却又不是最初作出反应的人们所预料得到的。庚子与辛丑之间的东南互保是有清270多年未见之局，然而追本溯源，其始点却起自太平天国的影响。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但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地方士绅势力日益强大。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摘编自李细珠《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

材料一  近代中国历史大事记

材料二  从1840年至1949年的109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有史以来的剧烈变化不仅经历了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腐败統治的双重作用，不断向半殖民地丰封建社会的“深渊”“沉沦”，并且“沉沦”到“谷底”，更经历了冲出“谷底”，为了国家独立、民主和现代化而奋起反抗，向上发展，进而走出丰殖民地丰封建社会的魔影，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的历程。

——王伟光

材料三  这个深渊的“底”在哪里？底就在20世纪头20年……因为是“谷底”，所以是中国社会最困难的时候……但是，正像黑暗过了是光明一样，中国历史发展到“谷底”时期出现了向上的转机。

——张海鹏

材料一 清代实行保甲是要把高度分散聚居的乡村社会成员纳于政权的直接监控之下，并利用这种制度平衡或制约绅士。因此，地方保甲事务严格限制绅士的参与。但是19世纪50年代兴起的太平军起义却给士绅提供了参政的契机。面对狂飙突进的农民军，清廷不得不“诏令各省兴办团练，以缙绅主之”。以办理团练为起，点，士绅开始以团总、团正的身份掌管变通后的保甲。自此，士绅开始作为一种地方政治势力对中夹政权发生影响。

——摘编自高海燕《地方主义·军事主义一近代中国军阀政治探源》

材料二 面对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内忧外患，清政府兵不能战，财无所调，不得不允许地方练兵筹饷，使军权、财权下移，造成“兵为将有，饷由帅筹”的局面，行政人事权也随之下移，中夹集权受到严重削弱。清末新政中，地方士绅以咨议局为中心聚集和组织起来，主张地方分权，从而使地方主义势力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咨议局和督抚一起构成了侵蚀中央权力的地方权力系统，在反对清廷中央集权措施的对抗中，常常互为声援。

——摘编自邓正兵《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的地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