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研究人员破解北京雾霾形成之谜

    ①中德两国研究人员21日说，他们破解了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最主要组分硫酸盐的形成之谜，发现在大气细颗粒物吸附的水分中二氧化氮与二氧化硫的化学反应是当前雾霾期间硫酸盐的主要生成路径。这一发现凸显在继续实施减排措施的同时优先加大氮氧化物减排力度对缓解空气污染问题的重要性。

②近年来，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频发。已有研究表明，硫酸盐是重污染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在绝对贡献上、重污染期间硫酸盐在大气细颗粒物PM2.5中的质量占比可达20%，是占比最高的单体；在相对趋势上，随着PM2.5污染程度上升，硫酸盐是PM2.5中相对比重上升最快的成分。因此，硫酸盐的来源研究是解释雾霾形成的关键科学问题。

③清华大学贺克斌院士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化学研究所的程雅芳教授等人当天在新一期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报告说，他们运用外场观测、模型模拟及理论计算等手段发现，在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期间，硫酸盐主要是由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溶于空气中的“颗粒物结合水”，在中国北方地区特有的偏中性环境下迅速反应生成。颗粒物结合水是指PM2.5在相对湿度较高的环境下潮解所吸附的水分。

    ④该结论与通常认为的硫酸盐形成机制有较大不同。现有基于欧美等地区的经典大气化学理论认为：硫酸盐主要是在云水环境中形成，由于云中的液态水含量远高于颗粒物结合水，通常高出1000到10万倍，所以与云水中的硫酸盐生成反应相比，颗粒物结合水中的反应可以忽略；理论计算还显示，在云水反应路径中，二氧化氮氧化二氧化硫生成硫酸盐这一路径的贡献也可忽略不计。

⑤而在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期间，一方面，由于颗粒物浓度大幅上升及静稳气象条件下相对湿度较高等原因，颗粒物结合水含量远高于经典情景，颗粒物结合水中的反应总量大大提升；另一方面，重度雾霾期间二氧化氮浓度为经典云水情景下的50倍以上，这直接改变了二氧化氮氧化路径的相对重要性。此外，北京及华北地区大量存在的氨、矿物粉尘等碱性物质使得当地颗粒物结合水的pH值远高于美国等地，呈现出特有的偏中性环境，而二氧化氮氧化机制的反应速率会随pH值上升而大幅提高。

    ⑥研究人员据此在论文中指出，优先降低氮氧化物的排放可能有助大幅降低中国雾霾中的硫酸盐污染水平。

    ⑦“该研究表明我国复合型污染的特殊性，”贺克斌院士对新华社记者说，“高二氧化硫主要来自燃煤电厂，高二氧化氮主要来自电厂和机动车等，而起到中和作用的碱性物质氨、矿物粉尘等则来自农业、工业污染、扬尘等其他来源。这些不同的污染源在我国同时以高强度排放，导致硫酸盐以特有的化学生成路径迅速生成，这也是重度雾霾期间颗粒物浓度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材料一：

    “等离子体中心电子温度达到1亿摄氏度。”短短一句话让网友兴奋了。11月12日，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发布消息，EAST核聚变装置在2018年实验中又有突破。

    被寄予最大希望的核聚变实验方案叫“托卡马克”——用超强的磁场约束高温的核燃料。EAST又称东方超环，是中国研制的世界第一个非圆截面全超导托卡马克。它使用超导体，以最小的能耗获取最强的磁场。EAST近年来一直走在国际竞争最前列，在高性能、稳态、长脉冲等离子体研究方面成绩傲人。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万宝年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次大家关注的‘1亿度’，是电子温度。媒体喜欢简化成‘等离子体温度1亿度’。”

    “EAST就好比一个炉子，”万宝年说，“炉子越大，越容易提升核心温度。EAST比较小，实现电子温度1亿度比较难；将来ITER（国际热核聚变反应堆）用同样的办法实现2亿度，就容易多了。”

    万宝年说“实验在8月份就已经完成，但当时没有立即发布，因为确保数据准确需要重新校核所有的测量设备和大量计算。”

    “得到实验结果时，我并没有太激动，因为这是预料之中的。”万宝年说，“这次的实验是我们长期计划中一个点上的阶段性成果。”相关研究成果是10月下旬在印度举办的第27届国际聚变能大会上公布的，国际同行给予高度评价。11月12日消息在国内发布后被广为转发。

（摘编自高博《电子温度1亿度，中国人造太阳“内力惊人”》，《科技日报》2018年11月14日）

材料二：

人造太阳指的是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试验装置。中国的人造太阳又称为“东方超环”。中国的人造太阳在全球首次实现了稳定的101.2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等离子体运行，这是热核聚变试验堆的一个里程碑。

    人造太阳是清洁能源的代表，与现有的核能（核电站）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利用核聚变，后者是利用原子核裂变反应的能量来发电或作为动力驱动，如核动力航母等。

    但是，核电站的核能存在核废料的处理、核辐射、核燃料铀的开采和提料难等问题，安全问题更是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与之相比，人造太阳的安全问题可以控制，而且聚变产物没有放射性。聚变燃料的保存运输、聚变电站的运行都比较安全。聚变原料取之不尽，其主要燃料就是海水中的氘和氚。一升海水提取的氘能产生的聚变能源相当于300升汽油。

    要想让人造太阳的产能和供能成为现实，必须有几个条件。一是1亿度以上的高温，二是长时间约束在有限的空间中，三是有足够高的密度。在高密度条件下，当等离子体温度达到1亿度以上，可使数目可观的粒子具有足够动能克服原子核之间的斥力而实现核聚变反应，从而产生可观的聚变能。

（摘编自张田勘《中国“人造太阳”实现1亿度运行，意味着什么》，《新京报》2018年11月15日）

材料三：

    为推进可控核聚变研究，各国联合推动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近日在科技部举办的中国加入ITER计划十周年纪念活动上，科学家就“核聚变是能源的美好未来吗”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从一种原子核变为另外一种原子核往往伴随着能量的释放。核聚变能是两个较轻的原子核结合成一个较重的原子核时释放的能量，聚变的主要燃料是氢的同位素——氘和氚。太阳的中心温度极高，气压达到3000多亿个大气压，在这样的高温高压条件下，氢原子的两个“同胞兄弟”——氘和氚聚变成氦原子核，并放出大量能量。

    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主任罗德隆说，实现受控热核聚变反应至少要满足两个苛刻条件。第一，极高的温度。氘核与氚核间发生聚变反应时，温度须达到5000万摄氏度以上。这种在极高温度下才能发生的聚变核反应也称热核反应。第二，充分的约束。即将高温等离子体维持相对足够长的时间，以便充分地发生聚变反应，释放出足够多的能量。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和改进磁场的形态和性质，从而能够实现长时间的等离子体的稳定约束，并解决等离子体的加热方法和手段，达到聚变所要求的温度。此外，在此基础上，解决维持运转所耗费的能量大于输出能量的问题。

2017年7月，EAST装置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5000万摄氏度等离子体持续放电101.2秒的高约束运行，创造了核聚变的世界纪录。

    罗德隆说，我国积极参与、推动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参与ITER项目10年，中国核聚变技术能力与管理水平大踏步前进发展。如今，我国在核聚变领域处于与国际同等甚至某些方面领先的地位。

（摘编自喻思南《走近“颠覆性技术”：核聚变是终极能源吗》，《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6日）

人文的意义

楼宇烈

    ①今天高科技的发展，使得整个世界在物质文明、技术手段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舒适，另一方面也给人们的思想、精神带来了很多问题。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相当一部分随着科技的发展反而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在机械工业时代，人们就提出来：人不要沦为机器的奴隶。现时我们已经跨越了机械时代，到了信息时代，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很可能成为信息的奴隶。这一切也就是哲学上讲的 “异化”。人越来越被自己所创造的环境和创造物所制约，而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异化”总是与物质生活联系在一起，它促使人们的物欲不断膨胀。“以史为鉴”并不只是为了掌握知识，根本的问题是要把握人类的精神。

    ②科学家的人文修养对他的科学研究也是有很大帮助的。自然科学的研究者，首先要有很开阔的眼界、博大的胸怀，还需要有合作的精神。对于一个人来讲，最大的束缚就是名缰利锁。如果能够冲破名缰利锁，他就能够眼界开阔，心胸豁达，也能和别人合作默契。北大校长马寅初曾撰联：“宠辱不惊，闲看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样开阔的胸襟，必定要以深厚的人文素养为底蕴才有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成就大事业。

    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或传统教育里，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的治学态度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修养，而今天的人学习是为了显示给别人看，“瞧，我知识多广博，我多能耐”。这就是所谓“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最根本的当然是“为己之学”，实际上也就是“为人之道”。人如何成为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完美的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关键是看你自己，关键是修养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外因还须通过内因来起作用。

    ④我觉得素质教育中很有必要加入一些人文学科的内容。人文学科主要指文、史、哲。文既包括文学，也包括艺术，甚至还包括语言；史当然是指历史了；哲，广义上讲也包含了宗教。所以，文学、艺术、历史、宗教、哲学都属于人文学科，是以培养做人为目的的。我们现在加强文化教育，增加了人文的内容，这不仅仅是现象上的东西。人文的意义不是要人们多学一点历史知识，会背诵几句唐诗、宋词，而是要从中体味人生，陶冶性情。人生既是渺小的，又是伟大的，生命既是短暂的又是永恒的，人类就是这么一个矛盾体。我们可以改造世界、创造未来，可以把人送上天；可是自然一发威，我们又无法抵御。所以我们要通过人文来体味人类的伟大与渺小，体会人生的短暂与永恒，树立与天地共生共存、与古代圣贤并肩并进的志气，这才是根本的。

    ①中国文化中的“超越”因素比世界上任何文化都少。中国人没有超越世界之上的上帝观念，也没有来世观念。中国的知识阶层里纵有对世俗采取批判的态度，也只是用一个放在古代的被理想化了的人间关系，来批判眼前的世俗关系。士大夫阶层可以将对一般人来说是外在的人间关系内省化，由“格物致知”出发，经“正心”“诚意”“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士大夫阶层没有真正推翻按等级与层次“做人”的方式，只是透过内省的过程，给予它一个理论基础而已。

    ②因此，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显然地，这种“由己”而不是“由人”出发的“为仁”，仍然是为了成全“仁”这个“二人”关系的。

    ③这种情形，与站在“自我”的基地上超越外在的世俗关系的情形是不同的。后者的范例莫如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借娜拉说的：“在我是女儿和妻子之前，我首先是一个人。”易卜生是具有新教文化背景的，因此才会产生个人可以超越世俗及为世俗所负累的旧“自我”的思想。

    ④中国文化却反其道而行之。个人只有进入世俗关系中，才能成其为“人”。他如果要作自我提升，也必须通过同样的渠道去进行，亦即用由内而外的“致良知”的方式，将这种世俗关系重新肯定一遍，并使之臻于完善。

    ⑤当然，士大夫阶层的思潮中还有逃遁世俗的倾向，如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类，这种倾向到了道家的手里就变成了全面性的生活形态。然而，后者亦不能使“个体”在世俗中全面盛开，它只提供了有限的个人天地，其表现方式主要是“独善其身”的超脱飘逸状态以及在艺术方面的灵感。至于道家思想的其他功能，如“退隐终南”的仕宦之术，在不测的世道面前的“明哲保身”之术，在人情磁场中“利吾身”的阴谋术，则基本上是适应这个世界的态度。

（节选自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有删改）

    经典的形成总是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特定的民族和地域相联系，因而经典具有了某种特殊品格。但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还表现于它的超时代价值。《论语》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体现了春秋时期政治体制及伦理关系中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内含从普遍的文化层面加以阐释的可能，例如，今天我们可以从责任意识和义务意识的层面进行阐发，思考如何使个体充分履行各自义务的问题。经典不仅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更有超越地域的世界性的意义。真正的经典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是世界文化共同财富的组成部分。中外经典，概莫能外。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文化中的经典，其重点讨论的正义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不只适用于西方；儒家典籍《论语》讨论的仁道原则，其意义同样超越中国。在不同的文化尚未相互作用时，这样的意义也许隐而不彰，但当不同文化彼此相遇，经典的世界性的意义就会显现出来。

    承认经典具有普遍意义，就意味着我们要开眼界。在阅读、理解经典的过程中，如果眼界封闭，常常会给经典的理解带来多方面的限制；而视域的扩展，则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经典。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引进来，借鉴西方历史演化过程中积累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主动走出去，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不管是西方文化的引进来，还是中国文化的走出去，都既要以其各自的特殊内涵为背景，也要以它们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为前提。

    承认经典具有普遍意义，还要再反思。再反思就是在承认经典所拥有的超越时代与地域的普遍性的前提下，对时下一些流行看法进行理解和反思。如“以中释中”，即以所谓纯粹传统中国概念去理解中国的问题，这种思路明显忽视了经典的普遍意义。外来语已逐渐输入并融入现代汉语，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外来思想和观念内容。当我们用受外来语影响的现代汉语去理解经典时，相应地也受到外来语背后的深层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因而，试图以“纯而又纯”的中国观念去解释以往的经典，事实上已缺乏可能性。与之相比，王国维在20世纪初所倡导的“学无中西”的观念则更具有开放意识，他就是在当时世界文化融合的背景下，以世界文化视野来反思和理解多样文化经典的。近代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等大儒者，他们尽管以回归或延续儒学为学术旨趣，并对西方文化有各种批评，但他们对以往经典的诠释在不同层面上都受到西方外来观念的影响，都体现了“学无中西”的理念，这也就是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新儒学”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杨国荣《经典的意义》，有删改）

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研究各种分配正义的原则，确定并规范各种资源、机会和财富的分配。在当代，政治哲学家基于不同的立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分配正义观念，对这些具体的分配正义观念进行归纳，我们会发现存在三种基本的原则，即平等、需要（福利）和应得。相较于当代分配正义观念，儒家视域中的良序社会应秉持哪些分配正义原则呢？

儒家分配正义的第一原则是“生存需求原则”，也称人道原则。按照这一原则，每个人的人格在天赋中都具有道德尊严；每个人的生存需求与同类人一样都应受到一视同仁的人道对待。儒家认为，人应受到一视同仁的人道对待。当资源有限，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时，儒家生存需求原则提出了一种类似于“优先主义”的分配策略，主张优先满足那些生活更加困难的弱势群体，即“贫困者优先”。为此，儒家肯定了物质财富对于普通人民的重要性，“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膝文公上》），在儒家看来，物质利益不仅是人民生存的前提条件，更是实现人性向善的必要基础。因此，政府有责任保障老百姓的物质利益不受侵犯，而且应关注天下的穷苦百姓，尤其是须关注和救济鳏、寡、孤、独等无法自足的弱势群体。

儒家分配正义的第二原则是以仁礼为基础的差等分配原则，又称贤能分配原则，其主要表现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根据这一原则要求，职位与俸禄应当按照人的贤能与贡献程度来进行分配，因此造成的职业分途、地位与收入的不平等并不是不正当的，故依儒家之见，仁德圣贤人物和士人君子与普通百姓相比，因为道德修养、功绩大小而占据不同的权位，享有不同的待遇所造成的差别又是应得的。在儒家的观念中，差等分配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常常通过社会分工加以论证。或者说，按社会分工所形成的等级差序来进行分配，显然是合乎正义的。相反，如果人人平等，事必躬行，反倒会乱了社会秩序，使人人疲于奔命，故孟子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儒家分配正义的第三原则是“机会开放原则”，也称机会平等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国家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开放部分社会职位，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被教化、学习等方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知识水平和能力，从而担任一定的官职，带领民众走向仁爱之道。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一主张的确在客观上将“劳心”“劳力”与“治人”“治于人”等同起来，将社会分工与政治学意义上的社会等级混同在一起，造成了“治人”或政治统治异化成了少数人的特权，而广大劳力者只能被治于人。但我们也要看到，儒家在理论出发点上未必承认统治的一劳永逸，也并不否认包括平民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学习技艺和修身而获得参与政治的正当资格。

（摘编自敦鹏《论儒家分配正义思想及其现代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