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邮驿制度的完善，保证了全国驿传的正常进行。

    隋朝国祚甚短，关于邮驿系统的记载不多，但零星留下的史料足以使人观察到当时邮传的效率。《隋书》记载，隋炀帝亲征高丽，30万大军就是凭邮驿集结的。杨玄感叛乱，隋炀帝两次发兵讨伐，都依靠全国的驿路。

    李唐建国后，邮驿制度在隋朝基础上更加完善。在王朝中央和地方，有专职的邮驿官吏。《唐六典》载，六部中兵部下设的驾部郎中，专管国家的驾舆和驿传之事。驾部郎中同时也管马政，这样便于邮驿中马匹的统一使用。在地方，诸道节度使下，有专管邮驿的馆驿巡官四名；各州，由州兵曹司兵参军分掌邮驿；到县一层，则县令兼管驿事。至于乡一层，《通典》记载，唐玄宗以前，主理驿务的称为驿将，本不固定，由当地“富强之家主之”，唐肃宗以后改由政府任命驿长主管。这套十分完备的邮政机构，管理着全国两万多名邮官、驿丁和总计约五万里驿程的邮路。

    唐政府还有定期对全国邮驿的考核制度。《唐会要》载，唐宪宗元和年间，曾让各道观察使任命判官，到各州县考核邮驿事务，完成任务者有奖赏，有违法越轨行为者将受到惩罚。考核而外，还有不定期巡视。唐玄宗、肃宗、代宗时都曾派政府大员到各地视察邮驿情况。为保证邮驿正常运行，唐政府在各驿站还设有防兵。唐代宗时在洛阳至淮河的运河两岸，每两驿置驿防兵300人。

    唐朝规定，全国各地的邮驿机构，各有不等的驿产，以保证邮驿正常开支  这些驿产包括驿舍、驿田、驿马、驿船和有关邮驿工具、日常办公用品和馆舍的食宿所需等等。清代顾炎武《日知录》中说，唐朝“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府舍必皆宏敞”；唐朝驿舍也“丰屋美食”，比较“雄大”。唐朝的驿田，按国家规定，数量也较多，据《册府元龟》裁，唐朝上等驿拥田达2400亩，下等驿也有720亩。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其他收获，也用作驿站日常开支。唐朝陆驿备有驿马，水驿备驿船。按《唐六典》规定，陆驿上等者每驿配备马75至60匹不等，中等驿配45至18匹，下等驿配12匹至8匹。有些驿站还配有驿驴。水驿则配备驿船，从四艘至一艘不等。唐政府每年从全国各地收上驿税150万贯左右，分到每个驿站经费约1100贯。

沿途从事传送政府文书的官员待遇是优厚的，连基层邮驿一站之长的驿长，也能过上悠闲生活。太平时期有些小站驿长，因客稀事简，有时竟能以诗酒消磨时光。唐代赵嘏《赠馆驿刘巡官》诗说：“云别青山马踏尘，负才难觅作闲人。莫道馆驿无公事，诗酒能消一半春。”李商隐也有诗曰：“绛台驿吏老风尘，耽酒成仙几十春。”当然这是个别的例子。一般情况下，驿长的邮务还是繁忙的，就像柳宗元《馆驿使壁记》所说：“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送往迎劳之礼，无旷于日。”

（摘编自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材料一：

    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

    明星片酬越来越高，高得离谱。2014年，李连杰被问到其片酬高达6000万一事，不屑地称：“太低了，2000年我就拿到1000万美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8000万。”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的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度，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有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选自陈中华博客）

材料二：

    经济合作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于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想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实现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材料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相互促进，有利于文学的发展，也有利于批评家和作家共同成长。这种批评与创作相互砥砺的传统，一度是文学活动的重要促进力量，文学史上不乏批评家与作家共同成长的典型案例。19世纪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与果戈理之间的砥砺前行，中国的文学理论家茅盾和作家姚雪垠之间的相互促进，都是文坛佳话，广为传颂。

    这种优良的传统面临着失落之虞。究其原因，社会环境、文学体制、评价机制，各种因素纵横交织、错综复杂。其中最为直接的因素，是外在的文学生态对批评家和作家文化心态的影响。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各种物质利益诱惑巨大，很大程度上导致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浮躁心态。如此一来，批评活动很多时候就缺少了批评家与作家沉潜之后的冷静、深入与真诚，而变成千篇一律、千面一孔的表扬与颂赞，真正意义上的相互砥砺少而又少。

    发扬批评与创作相互砥砺的传统，首先需要保持对文学的虔诚之心。无论是批评还是创作，他们的对象都是文学，都是基于文学的基本规律所进行的创造性活动，批评家和作家都应葆有专业精神对待这种文学活动，切不可将其作为获取名利的工具。

    其次，需要保持“同情之理解”。作家与批评家的互促共生关系，要建立在最基本的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批评的目的，不是一味地吹捧，也不是刻薄地挑剔，而是基于对作家作品本身以及时代文学思潮客观公允的评价和定位。文学批评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一个作家及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因此，批评家在从事批评活动时应格外慎重，对作家作品给予足够尊重。对于作家而言，批评家以其专业理论视野观照文学作品，会有其独到之处，他们常能发现作家未能达到的重要视角与表现深度，促动作家挖掘自身创作的更多可能性。

    再次，需要保持“距离式观照”。作家与批评家虽是共生互动关系，但需保持各自的独立性。批评家和作家都是创作的主体，只有保持主体的独立性，才能保证创作的独立价值。批评家和作家，在生活中可以是朋友，相互了解与熟悉固然有利于对作品的理解与把握、有利于对批评的认知与吸纳，但面对文学时，拉开适当距离，才能保证审美评价与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与准确性。

    此外，需要保持“超越性情怀”。批评家在批评具体的作家及其文学作品时，要以更加高远的文学视界，对作家的创作进行全面的解读，进而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拓开更加宏阔的境界和格局。从作家角度而言，具备超越性的情怀，不仅能够发现其中可以借鉴的真知灼见，而且善于在其上触类旁通，生发出更多的创作灵感，从而创作出无愧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杰作。

（摘编自韩传喜《批评与创作当相互砥砺》）

材料一：

    我国第一部全面总结和评估老龄事业发展状况的蓝皮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中国老年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进程快，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高。老龄事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滞后；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体制尚未形成；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农村老龄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

    由于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特征日益凸显，老年人面临着贫困、疾病、失能、服务、照料、精神关爱等诸多困难和问题。首先，贫困和低收入老年人数量仍然较多，2012年全国约有2300万人。其次，城镇老年人口的宜居环境问题突出，七成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口居住的老旧楼房没有安装电梯，高龄、失能和患病老年人出行举步维艰。再次，农村老年人留守现象突出，2012年约有5000万人。

    由于计划生育一代陆续开始进入老年期，无子女和失独（丧失独生子女）老年人越来越多。我国正在研究通过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建立老年人长期护理制度，商业保险应先行先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已提及这个问题。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公共环境、居家环境建设缺乏长远规划，未充分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要求。例如，6层甚至更高的楼房没有电梯，过街天桥、地铁上下不便，红绿灯变化太快致使老年人过街面临危险。今后城市建设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生理特点与生活习惯，突出“年龄平等”的理念。

（选自叶紫《首部老龄事业发展蓝皮书发布老龄化带来新挑战》，有删改）

材料二：

    最近发布的《2015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报告》中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幸福感高人群的特征包括：女性、年龄更长、健康良好、非农户籍、受教育程度较高等。

    一方面，年龄更长的人幸福感相对更高；另一方面，随着人均寿命增长和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于是，不少人担心老龄化会造成中国的人口危机。就此论点，记者采访了南开大学人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

    原新教授表示，客观讲，人口老龄化只是一个人口现象，不能说是人口危机，也不可能成为人口危机。

    原新认为，人口老龄化现象能否成为社会危机，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环境。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保持经济的中高速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构建合理完善的社会综合保障体系、不断提高保障水平以及为老服务体系很关键。

    原新表示，人口老龄化是个动态过程，所以人口老龄化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按照现在人口发展的规律，人口老龄化之后的社会形态一定将是一个稳定的老龄社会。

    在社会高度关切民生问题的当下，对于老龄化问题是民生问题这一说法，原新教授表示了质疑。他认为，人口老龄化的本质是一个经济问题，而非民生问题。因为经济问题的核心是要“做蛋糕”，大力发展经济，增强实力，增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力，根本要求是要把经济“蛋糕”做大。而民生问题的本质是公平、公正地“分蛋糕”，根本要求是分配蛋糕的“量器”一定要公正。

（选自《专家：人口老龄化不等于人口危机》，有删改）

材料三：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增长的现象。人口理论研究和率先出现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广泛、复杂而深刻，既带来机遇，又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难题。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状态。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日渐加深，如何养老正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受传统“养儿防老”观念影响，目前大多数人还难以接受送老人去养老院的做法。而养老院条件不好或不舍得花钱也是人们不愿去养老院的原因。

    实际上，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公办养老机构较少，早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多项措施，鼓励社会资本兴建民办养老机构，养老机构的建设迅猛发展。养老服务业正在转为“朝阳”产业。

    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四十岁左右、中等收入的人群，大多愿意未来选择条件相对较好的养老院集体养老；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6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越来越多，医养结合型养老护理模式目前受到市场欢迎。

    养老市场前景繁荣，但也必须看到，在曙光到来的前夕，社会养老行业需要熬过一段“寒冬”。

    首先是养老观念尚需要扭转和培养，很多人愿意重金养孩子，却不舍得重金养老。其次是社会兴建养老机构遭遇融资难，民营企业贷款难度大。

    更重要的是，政府观念也需要转变。市场在养老服务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决策者需要制定更好的规则，规范市场秩序，让市场引导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

（选自樊霞《社会老龄化程度日渐加深，未来我们该在哪儿养老》，有删改）

苏轼的意义

李泽厚

    苏轼作为诗、文、书、画无所不能，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亲切喜爱的对象。其实，苏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画的真迹不可复见，就其它说，则字不如诗文，诗文不如词，词的数量也并不算多。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中的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正在于，他是上述地主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上述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

    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学优则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的人物，无论是他的上皇帝书、熙宁变法的温和保守立场，以及其它许多言行，都充分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甚至有时还带着似乎难以想像的正统迂腐气（例如责备李白参加永王出兵事等等）。但要注意的事，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这后一面才是苏所以为苏的关键所在。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空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他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已不是“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阮籍），“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陶潜）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尽管苏也有这种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和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除了出家做和尚。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

    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非常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

    宋人笔记中传说，苏作了上面所引的最后那首小词后，“挂冠服江边，弩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犹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石林避暑录话》），正睡大觉呢，根本没去“江海寄余生”。本来，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本逃不掉人世大罗网。也许，只有在佛学禅宗中，勉强寻得一些安慰和解脱吧。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派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里没有屈原、阮籍的忧愤，没有李白、杜甫的豪诚，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不似柳宗元的孤峭，当然更不像韩愈那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苏轼在美学上的追求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了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的陶渊明，才是苏轼所愿顶礼膜拜的对象。终唐之世，陶诗并不显赫，甚至也未遭李、杜重视。直到苏轼这里，才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并从此之后，地位便巩固下来。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谛，艺术的极峰。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人生何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轼传达的就是这种携带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偶然的感喟。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现出一副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鬓微霜，又何妨”？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同样具有敏锐眼光的朱熹最不满意苏轼了，他宁肯赞扬王安石，也决不喜欢苏东坡。王船山也是如此。他们都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何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知道《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参看本书《明清文艺思潮》）。苏轼在后期传统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选自《美的历程》，有删节）

    材料一

    为了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改善人居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本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遵循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属地管理、分步推进的原则，逐步提高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水平

    本市生活垃圾的基本分类为：

    （一）可回收物，是指适宜回收循环使用和资源利用的废塑料、废纸、废玻璃、废金属等废弃物；

    （二）有害垃圾，是指纳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且应当专门处置的废镍镉电池、废药品等废弃物；

    （三）湿垃圾，是指易腐性的菜叶、果壳、食物残渣等有机废弃物；

    （四）干垃圾，是指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

    市绿化市客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商务、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本市生活垃圾的具体分类目录及投放规范，并向社会公布。未按照规定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城管执法部门按照《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处理。

    （摘编自《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

    材料二：

    本研究对杭州居民样本的各类废弃物的分类情况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表3各类废弃物分类情况的相关描述信息。

    注：A：1＝从不分类，2＝几乎不分类，3＝偶尔分类，4＝经常分类，5＝总是分类；

    （摘编自徐林等《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研究》

    材料三：

    公民参与垃圾分类有三个方面。最基础的是居民的自我监督与投入，表现在公民将家庭产生的各类生活垃圾按照政府和社区的规定，准确分类投放。公民参与的第二种方式是参与垃圾回收管理过程，每一户家庭平均一年要参与垃圾回收地点相关工作三次左右，负责给每家每户投放出来的垃圾袋上蒙网罩，以保持垃圾堆放地点的清洁。第三个方面指公民对他人的监督，具体表现为监督他人正确分类及投放垃圾、参加地方居民团体和环保组织、参加听证会与公民会议等。

    日本形成了政府带头社会各界积极响应的宣传教育体系。多样化、常态化的宣传教育工作，既教育了公民要积极参与垃圾分类，也教育公民如何科学分类，同时还形成一个良好的垃圾分类管理的舆论环境，给公民以压力和动力，内化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

    日本垃圾分类宣传的多样化体现为：第一，宣传主体多样化。日本垃圾分类宣传工作主体涵盖了政府、社区、居民团体、企业、家庭、学校和志愿者等。很多垃圾焚烧厂设计得非常漂亮学生游客和附近居民可以到焚烧厂参观旅游。第二，宣传内容多样化日本垃圾分类宣传既包括了对正面的垃圾分类处理的教育，也包括对不文明垃圾分类行为的宣传。第三宣传方式多样化。日本商品外包装上会印有分类标记及材料成分牛奶盒上甚至会提示包装盒处理的正确步骤：要洗净、拆开、晾干、折叠以后再扔等；一些超市也会设置垃圾桶，详细标上塑料瓶、易拉罐、玻璃瓶等分类标志，以便消费者分类投放。

    此外责任明晰的垃圾分类管理法律体系和严格的惩罚监督是促使公民参与垃圾分类管理的外在压力。实施有效的扶持与激励政策，是促进公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的动力。

（摘编自吕维霞等《日本垃圾分类管理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