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谚语，是人们世世代代的生活经验的高度总结与卓越智慧的长期积淀，有着极为丰富、深厚的内涵，是极富特色的传统民间文化的形式之一。

    两宋时期的民间谣谚中，有大量的倡导廉洁、颂扬廉政的内容。宋人认为：为官之要，曰廉曰勤。岳飞更是直率地指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至于名相范仲淹，则其境界更高。他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心做官，莫营私利。这些至理名言，后多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转化为歌谣民谚。

    另外，当时还有劝廉、守廉的民谣。例如：世常羞贫贱，贫贱非我羞；人人为官莫敛财；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否则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些或诗或歌的民谣，代表了广大民众希望官场廉洁、官员廉正、不奢华、莫敛财的良好愿望。

    据传，当时民歌谣谚中还广为流传着宋真宗写的《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诗歌中既有劝人勤学苦读的用意，也将读书、做官、发财之间的关系写得清楚明白。但不论怎么说，学而优则仕，总比不学无术、只顾投机钻营和贪赃枉法要好。因此，时人又唱道：谁不爱，黄金屋；谁不羡，千钟粟；但他们也深知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为官去贪污；且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

    两宋时期，大量的民谣谚语表达了人们对贪官污吏的愤恨，尤其是对北宋末年童贯、蔡京、朱勔等人的切齿之恨。如贪官朱勔受宠，仅家奴即有百余人封官赐爵。其中受金带者至有数十人。当时民谣说：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以贪污勒索的钱财而换取的腰带到手后，又被高价转卖，从而大获其利。因此，人们对贪赃枉法之徒愤慨至极，认为“打破筒（指童贯），泼了菜（指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有些诗歌民谚还揭露了贪官的罪恶与崇拜金钱的无耻嘴脸。南宋初，因大将张俊所领士兵自臀而下，文刺至足，故有“花腿军”之名。然而，这些花腿军成了他的私仆。他役使这些花腿搬运花石，在杭州为他修盖太平楼。当时民谣道：“张家寨里没由来，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贪官污吏无耻，他们崇尚“欲得富，须胡做”之道。其中，王黼尤为突出，他公然把各种官职按不同等级定价出售。于是，人们为他编了顺口溜：三千索，直秘阁；五千贯，擢通判。以致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甚至无官不贪。官吏贪污，实同盗贼，有时，贪官为害甚至倍过于贼。

    在西夏的反贪文化中，同样有许多哲理性、思想性、文学性三者兼具的民谣谚语。如对贪官污吏追逐升官发财、贪婪成性、惟求享受的寄生生活抨击道：“又穿服，又贮财宝，不用借债；官爵已升，宫室已成，不缺用品”；“户户紫衣不缫丝，人人为官莫敛财”！这其中，既有控诉，也有讽刺，还有劝善戒恶民谣；世上正事三件：“畜牧、耕作和商贩；天下坏事三件：骗盗、贪索和赌钱”。

（摘自王春瑜著 《简明中国反贪史》，有删改）

年和天

牛撇捺

    中国人的日子，是按年过的，或者说在时间上是以年为单位过的。比如说“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比如一首歌里唱的“黑板上老师的……噢，一年又一年……我的童年”，比如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实事求是年”，如此等等。处处可以看到年的影子。

    中国人要弄件什么事，常常要搞个什么什么年，比如很多省区很多行业很多单位提出的“创新年”“发展年”“落实年”等等。提出这些概念，动机是好的，创意也是好的，口号是响亮的，说明要集中精力在一段时间做一两件大事，解决一两个大问题。但效果如何呢？“创新年”你有哪些发展，“落实年”你又落实了什么？结果呢，我有些悲哀地发现，好像什么也没有。提口号与没提口号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甚至连不根本的区别也不多。一切按部就班，人们该干什么干什么，该怎么干怎么干，与口号无关。

    为什么好的创意好的动机好的思路没有带来应有效果？是倡导者自己就没有把它当真？不是！哪个领导不想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种好，哪个领导不想把自己的口号变成群众的行动，哪个领导不想把看书的蓝图变为现实？有刻意作秀者，但为数极少。那么是中层干部不配合，是群众不贯彻？似乎也不是。单位搞好了，对中层干部、对职工有什么坏处？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以为出在“年”上，是“年”坏的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年”挺大挺长，三百六十五天呐。有这么长的时间，倡导者布置者便十分从容，报告一念，文件一发，就等好消息了。就以为自然会有人贯彻，就以为可以今天未干明天干，本月未动下月动。“日月长在，何必忙坏。”中层干部呢，多少也有这样的思想，某某年，一年时间，着什么急。群众呢，你上面不着急，我更没有着急的理由。于是乎，大家心安理得地迈着习惯了的四方步向前缓行，优哉乐哉，到了年底，总结的时候，谁也不会惊诧，时间过去了就过去了，某某没抓也就没抓，写总结的时候硬往某某上靠就可以了。我想，一个又一个某某某某年就是这样在温馨与恬静中流产的。

    与年相比，我以为月和日更为可靠。如果提倡某某某某年的领导们改为月，倡导某某某某月，而且以天为单位去抓，可能其新的创意和举措就会见效。比如以前搞过的“民族团结月”“质量月”等效果就不错。改年为月甚至天，领导者就会考虑敢不敢提什么口号，如果不想真干，喊出口号会遭遇尴尬。如果确有想法，要搞某某某革月，那他们会真抓实干，会下功夫，会去督促、去检查，会靠前指挥，甚至会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会同全体干部群众一起搞出点名堂来，而不会使某某某某月落空。“月”孤悬“年”外，好掌握，好监督。如果连“月”也把握不住，提了某某某某月也等于白提，那么我建议，一妨抓住一年中的几天，切切实实干几件事，解决几个问题。如此，领导得的威信尚在，事业也还有希望。不妨试试

（选自《特别文摘》2016A版7）

儒家伦理对古代帝王的制约

王建光

    一般而言，汉武帝之后直到清代末期，儒家的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中具有道德的至上性和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对它的认同是任何政权取得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作为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道德规范，儒家的纲常伦理及其价值观的自然延伸，事实上即成为一种与体制相补充的制约帝王的道德力量。

    在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儒家纲常伦理中，如果说“君臣”能够保证皇权至上的话，那么“父子”则事实上体现了“孝顺”的内涵，是“君臣”价值观的延伸，这一点正是制约皇权的重要价值基础。

    在历史上许多时候，虽然有后宫不得干政的传统，但是当一些问题争议不断、议而不决，或皇帝之所为又明显不合事实或政治伦理、传统价值之时，尤其是涉及选妃立后、太子废立之事，朝臣们往往会搬出太后的力量，以制约帝王。太后之所以能够让固执己见的皇帝改变意见，并采纳朝臣的建议——或者说太后之所以有这样一种让帝王回心转意的力量，其背后的原因正是“孝”的道德力量在起作用。不论太后是否为皇帝的生母，太后的名分即是最高的道德权威，如果帝王本人都不能恭敬顺从太后，又何以服天下人心。所以，儒家的孝文化和价值规范即成为一种体制的力量，有着正义的形象，潜在而又有力地稳定着宫廷伦理和萧墙秩序。

    祖训是孝顺思想的自然延伸。儒家强调慎终追远，所以逝去先皇的言行往往都是后世的圭臬，后世如果公然推翻或违反先帝的祖训或遗诏，不仅是不孝的，其政治行为也是不道德的，甚至是不合法的，会为政敌、为后世留下不孝之骂名。明代朱元璋留下的不设宰相制度，在后世几代“永为定制”，是法外立规，并成为其继任者的规范。虽然其弊端日显，却不能推翻。对于此类先帝的祖训，到最后只能采用调和、修补或暗度陈仓的办法加以解决。

    在许多时候，社会舆论也会对帝王造成一定的压力。即所谓“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尤其对于那些有作为的或有理想的帝王而言更是如此。当然封建时代的舆论主要还是“路人之议”或“庶人之议”，舆论的形成仍然是以儒家的家国天下、明君廉臣思想为基础而建构的。因为那些具有谣言性质的舆论最终可能会有损帝王的合法性，会被反对者或政敌所利用，会使文人在野史笔记中添油加醋，会使朝臣致仕以明志或抗议，会造成社会不安甚至引起社会动荡或政体不稳，所以大臣也会以防不良舆论之由而规劝帝王要避免社会大众的舆论压力，帝王也往往会忌惮于可能的舆论压力，有时也会改变自己决定的事，此类事情历史上并不鲜见。

    当然，上述的力量并不总是被独立使用的，很多时候都是综合而用。简单说来，制约帝王的力量有两种，一种是伦理的力量，一种是体制和规则的力量。而体制也是基于伦理基础上形成和得到维护的，所以归根结底，制约帝王最有力的力量之一还是儒家政治伦理。除此之外，在东汉之后，随着佛教的发展，在个别皇帝或个别时期，佛教的一些观点和理论也会进入朝臣的话语体系，并作为论辩、展示自己观点正当性和道德性的基础，虽然诸如因果报应等案例会被用来作为各自观点的佐证，但这并不能撼动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对同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及其价值坐标。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现在世界上汉文化正热，但普遍认为汉语难学难教，语法尤其如此。因为难学难教，所以对外汉语教学中有“口语”和“书面语”并进还是分开的争论；而对于语法之难，一方面是语法理论繁杂且分歧重重，令人莫衷一是；一方面是教学缺乏理论和方法的支持，基本还只能凭经验。这都发人深思：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是什么样的关系？汉语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语法？

    阅读孟昭连教授的《之乎者也非口语论》一书似乎能破解我们这两个方面的疑问。本书从古文文法中“辞”的角度说清了文言区别于口语的具体方式，进而论证了古文语法的独特之处，为我们解构文言、读懂古文提供了很好的途径，更对汉语语法有了创造性认识。

    孟教授在书中回答了“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的问题。他阐述了古文“意内而言外”的概念。语言和文字的作用都要表达“意”，但二者又有所不同。很多场景下，对话不仅要讲究吐字发音，更要有声音的长短徐疾、停顿等变化，来体现说话人的心态、逻辑意向、话外之音等等，这时，语言不仅要“以字显意”，还要加进去“辞”来足意，“之乎者也”就是典型的“辞”，是口语中没有但文字里面非常必要的部分。

    古文中这些“辞”大多是假借来的。借用一个现成有意义的汉字，赋予它新的内涵，起到文章中虚之又虚的“托精神传语气”的作用。孟教授认为这都是先贤大儒们对汉字创造性的运用，使语言具有了极强的表现力，极丰富的文化承载力，既可微言大义，也可蔚为壮观。

    孟教授还回答了“汉语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语法？”的问题。从上个世纪开始，语言界的大师们就在探索汉语自身的规律。与印欧语系的“以音表意”、文字符号本身没有什么意义相比，汉语是音、形、义三位一体，是“意”以形和声音形式的双重表达。汉语的文字和口语相对独立、也相互联系，汉字是字形直接表意，发音是隐而不显，从文字到思想不必经过声音环节，走的是视觉路线；而口语是以音表意，不必经过视觉环节。随着大一统文明的推进、文章的发达，口语又受到了文字的影响与制约。从现在的研究来看，汉字在初创之时起就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形、音、义完美统一，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

    我们去哪里寻找华文的根？去哪里寻找汉语的本质？孟教授给我们做了回答，那就是，在传统语言文字中找，在古典文学中找。这一切巨大的财富，是汉语乃至华夏文化回归的希望所在。

（摘编自子明《跳出西学框框回归汉语本质——评孟昭连教授〈之乎者也非口语论〉》）

材料一：

    随着海峡两岸交流的加深，两岸民众之间的通婚逐渐增多，海峡两岸婚姻家庭也因此被誉为“第四通”。通过问卷调查和走访座谈发现，大部分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子女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等，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特有的瑰宝。其中部分人对民族耕神、民族文化内涵以及国学等有着较深入的了解，并能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思想约束自身行为。绝大部分的受访者肯定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并赞同“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优秀的民族”这一说法。但涉及国家身份，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中国就是大陆，而台湾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常会以“台湾人”自称。

    在采访和调查中发现，绝大部分受访者了解民族文化的渠道是电视或网络，希望去大陆感受体会，但当前大多以旅游的方式前往。大部分受访者对中华文化有着一定的了解，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能够认识到传承中华文化的意义，但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对中华文化的践行，存在着一定差异。在面对“是否有必要在学校开设介绍中华民族文化相关课程”的问题时，大部分受访者表示有必要，但是被问及“是否愿意主动践行”时，回答却是否定的。

    对这一群体展开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对于加深两岸之间的交流、促进彼此了解、促进两岸关系的友好发展以及继承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有利于通过构建两岸的文化认同，形成两岸共有的价值观念和归属感，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打下坚实基础。

（摘编自卢文刚《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子女民族文化认同研究》）

材料二：

    人的认同从来就是多重的，人首先有血缘族群的身份，而以血缘为基础的族群认同，总是与其社会关系的性质相关联的。每个国家一般都包含着许多民族或族群，而且世界秩序要求主权国家的基本稳定，如果族群认同过于强势，在多民族国家就可能“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危机就可能被某些预料不到的事件触发；如果国家认同强于族群认同，多民族国家就容易经历各种风雨变幻而保持统一。

    文化认同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形式，它与族群相关，也与国家政治生活相关。作为中介认同形式，文化认同就必须既与族群认同有交叠部分，也与国家认同有交叠部分。文化认同也与一定的地域相关，即使同一个族群，不同的地域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风格。对地域文化的认同就是地域认同，这种认同不是族群的，而完全是文化性的和社会性的归属感。香港和澳门由于长期被西方国家殖民，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出现了比较特殊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使在回归之后，有些人的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完全重要。当然，随着内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既为是香港人或澳门人、也为是中国人感到骄傲。现在仍然存在认同危机的是台湾，这是由于内战所造成的分治产生的。台湾与大陆之间民族文化认同是基本重叠的，但是国家认同就出现复杂的现象。很多人虽认同中国，但对中国的表述出现多种形式；也有部分人采取台独的立场。

    中国自古就有“天下一体”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中国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为了国家统一，我们必须进一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和精神家园，从而扩大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交痙内容。共同的语言、政治仪式、文化符号等是保障国家认同的重要构成性因素，会强化公民的归属感。

（摘编自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

材料三：

    每一个人都属于某一特定的民族，同时在现代民族国家当中，每一个人也一定属于这一国家。但从认同的特点来看，民族认同先于国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要形成国家，就必须由具备族体意识的人开展积极行动，各种局部的、游离的族群认同对于国家认同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局部性的民族认同本身不等于国家层面的国家认同，但是它们是国家认同的血肉，如果没有这些局部性的群体意识，国家认同就会形同空壳。

    对于国家认同而言，多元文化主义往往强调血缘、文化传统特征等因素。例如，在确立对“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中，我们往往强调“中华儿女”“华夏民族礼仪之邦”等标识民族特征的因素。这些因素具有强大的纽带作用，强有力地缩小了各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强了亲和力，有效地固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念。

    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关注的是肯定“我们”的存在，而国家认同关注的是“我们”为什么存在。单纯的自我肯定的局限性反映在民族认同的被动性上，它使人的自我意识束缚在诸如血缘、语言、宗教或传统等实在因素之中。而要实现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价值，就不能不考虑到“国家”这一体制的重要性，自我意识束縛在诸如血缘、语言、宗教或传统等实在因素之中，而要实现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价值，就不能不考虑到“国家”这体制的重要性，社会的整体利益只能借助主权国家的作用而得以实现。

（摘编自张宝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比较》

宝玉听说笑道：“这有何难，我荐一个人与你权理这一个月的事，管必妥当。”贾珍忙问：“是谁？”宝玉走至贾珍耳边说了两句。贾珍听了喜不自禁，连忙起身笑道：“果然妥帖，如今就去。”

宝玉推荐的人是谁？请分析被推荐人“管必妥当”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