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轶事    

（俄）布宁

（一）

他的自尊感和独立性都很强。但他没有特别地表现它，因为它就像镭一样从他身上放射出来。他虽然尊敬很多人，却不畏惧他们，而仅仅畏惧托尔斯泰一个人，就像人们害怕他们所热爱的，或者所崇拜的人一样。

有一次，他为了去见托尔斯泰，花了几乎一个钟头的时间来决定穿什么样的裤子。他从卧室里进进出出，一会儿穿这条裤子，一会儿又穿另一条。

“不，这条裤子窄得不像话！”他说，“他会以为我是个下流作家。”

于是他进去换了一条，又走出来，笑着说：

“这一条又宽得跟黑海一样！他会想我是个无赖……”

（二）

我在雅尔达住了很久，几乎是全部时间都在他家度过。我常常在他那儿坐到深夜才离开，他还说：

“明天您早一点儿来。”我有时会拒绝他的邀请。这时，他会摘下眼镜，把手按在胸前，一字一句地重说一遍，苍白的唇上露出隐约可见的微笑：

“布吉尚（契诃夫对布宁的戏称）先生，我恳切地请求您来！您要是觉得和我这个‘被遗忘的、老朽的作家’在一起太无聊的话，那您可以跟我妹妹玛莎，跟我的妈妈（她非常喜欢您）或跟我的妻子――匈牙利女人克尼普西茨坐坐。我们可以一起谈谈文学……”

我很喜欢他。这种固执使人感到亲切。我常常去找他，而且常常是这样的：我们在他的书房里看报，默默地坐整个上午。偶尔也能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有关我的话，而且经常是写得很蠢。这时他马上会安慰我，使我很感动。他说：

“他们写我时就更蠢，骂我也更凶。要不然就是一整年一个字也不提起我……”

有这样的事，人们发现我有“契诃夫情调”。他活跃起来，甚至激动了：

“咳，这有多么蠢啊！别人也一直说我有‘屠格涅夫情调’。我和您，就跟一般的狗和机灵的猎狗一样。我从您那儿一个字也偷不过来。您比我更敏锐。看，您能写‘海发出西瓜的香味……’写得真妙，我就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您是贵族，是‘俄罗斯一百个文学家中’最后一个。而我呢，却是平民，并‘以此为豪’。”他引用自己讲过的话，笑着说，“至于谈到描写女大学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什么女大学生？”

“您记得我和您一块编过的那个故事吧：天气炎热，哈尔科夫附近的草原，一列很长的邮车正在奔驰着……您补充说，一个腰束皮带的女大学生站在三等车厢的窗边，吹着一杯热茶。茶水顺风飘到从另一个窗子探出头来的一个胖绅士的脸上……”

就是这种对艺术细节的构思把我们紧连在一起了。

（三）

他喜欢反复强调，一个人如果不写作，不经常处于那种能打开艺术家眼界的艺术气氛里，那么，即使他有所罗门王的聪明，也会感到自己是空虚和无能的。

有时候，他从抽屉里拿出札记本，扬起头，夹鼻眼镜闪着光，把本子在空中摇着说：

“整整一百个题材！真的，先生！我不像你们年轻人！我是工作者！您想要吗？卖给您两个题材？”

有一个作家诉苦说：他开始写作是那么软弱、差劲，他惭愧得简直要流泪。

“唉，您说什么，您说什么啊！”契诃夫叫道，“开始时差劲，这才好！您要知道，如果一个初起的作家马上就写出好作品，那他就没有前途了，写作就完了。”

他热烈地证明道：成熟得又早又快的人只有那些天才，再不就是有能力的人，也就是说，是那些没有独创性、实际上又无才华的人。因为能力本身多半就是善于适应，它容易生存。而才华却像一切活的东西一样，它生长着，逐步寻找表现它的途径，也常常迷路……

“唉呀，上帝啊，我胡扯了些什么呀！”他说。

【注】：本文节选自《契诃夫轶事》，有删节。布宁（1870－1953），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巴黎，193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鲁迅先生故居

郑文燮

    或许是一种机缘，或许冥冥中的感召，纯属偶然，我在暌隔三十余年之后，又回到了北京。北京城市的变化之大，几乎使我难以辨识，先前熟悉的街衢大都不知所往，连僻野荒郊的阜成门外都鳞次栉比地起了高楼。我要寻找的旧地是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鲁迅故居。拐了几个胡同，周遭都是用红颜料刷写的加了醒目圆圈的“拆”字，好在鲁迅故居的门匾还在，寻找起来还不甚费事，只是在阴晦的冬日显得突兀而孤独，冷清的小四合院落依然冷清！

    鲁迅在北京生活了10余个年头，一共搬了三次家。“家”，这个词对鲁迅先生来说，或许并不确切，他一生或许都没有过“家”，鲁迅是孤独者。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建立。鲁迅从故乡浙江绍兴到北京的教育部供职，在教育部做“佥事”，夜晚回到他寄居的绍兴会馆，在冷冰的屋子里百无聊赖，靠研读《佛经》和抄写古碑打发时日。钱玄同来看望他，希望他给《新青年》写点文字。鲁迅用疑惑的目光看着钱玄同，说：“写文章有什么用处！”这个在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王朝的辛亥革命中激进的青年对“革命”感到失望。他说，以前我是奴隶，现在我是奴隶的奴隶，“革命”了，“维新”了，世事依然还是原先的老样子。1926年3月18日，他任教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等，在向段祺瑞执政的国务院和平请愿时，惨遭枪杀。鲁迅先生满腔激愤，写了《记念刘和珍君》的文章，说：“三月十八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青年学生的热血，使鲁迅由《彷徨》到《呐喊》。

    鲁迅是周家的长子，对家庭更多一份责任。他到北京以后，把母亲、妻子朱安从故乡绍兴接到了北京，连同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二弟周作人及他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及子女，住进了他在西四八道湾购置的新居——一所宽敞、豁亮的“三进”大四合院。不久，周氏兄弟反目，鲁迅不得不搬出八道湾，另觅居处。他用一本书的四百元版税，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了一所小四合院，也就是现在鲁迅博物馆的所在地。

    四合院实在太小！院子里种植的两棵白丁香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空间，似乎再也容纳不下几个人物的活动了。周遭的几间小屋，一间作了书房，一间住着一个女佣人，另外一间北屋住着鲁迅的母亲和妻子朱安。母亲和妻子的木床相对而立，床上挂着白夏布蚊帐，都是老家带来的旧物。鲁迅在母亲和妻子的住室连通了一个长条形的小间，戏称“老虎尾巴”。鲁迅在这“老虎尾巴”里写作和住宿，室内仅一床一桌一椅而已。床是单人的板床，两条长凳上横架着一块木板，褥子是单薄的，被子是陈旧的有着小点蓝花的布衾，床上用竹竿挂着一顶发黄发灰的夏布蚊帐。书桌旁的白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照片。“阴冷”“悲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孤寂的鲁迅先生相互注视，似有话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受过死神的洗礼，是从沙皇的绞刑架上走下来的，他在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刻被“赦免”，幸存下来。

    那天天气阴霾、沉郁，像要下雪的样子。我在鲁迅故居待了很久，大约是我太专注、太虔诚的目光吸引了讲解人员——一位和善的中年女性，她打开“游人免进”的门扉，“破了例”让我进入先前只能够隔着玻璃窗看到的内室。这样我就真切地触摸到了“老虎尾巴”，“尾巴”墙上挂着那帧陀思妥耶夫斯基阴冷的照片。我在鲁迅先生曾经沉思默想的藤椅上坐了一会儿，望着窗外的景致，一座依然不大的荒芜的园子，园子角落里有一圈石头的井栏。据说这井水实在苦涩，不能饮用，只能用来浇灌园中的几棵枣树，也就是鲁迅先生《秋夜》中劈头所说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在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在课文中读到了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曾向授课的语文老师请教过这句话的意思，老师支支吾吾，也未说出个所以然来。其后很久，我都未曾明白鲁迅先生写这句话的深意。而现在，身临其境的我，感悟到了鲁迅先生孤独、寂寞和无奈的心境——这是否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呢？这是否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呢？……

    走出鲁迅先生故居，天上纷纷扬扬下起了雪。踏着落了雪的白茫茫的土地，我在近旁的一条胡同口，找了一家小店铺，喝了两碗羊杂碎汤，全身顿时燥热起来。

（选自《散文百家》，有删改）

诊所里的母亲

    流感说来就来了。好像，城市里每个人都在流鼻涕。这让他的诊所里，总是堆满了人。

    诊所不大，靠墙放着两个并排的长凳，人们挤坐在那里，有秩序地，一个挨一个地，等着他开出药方，或在头顶挂一个吊瓶。这场面让他稍有欣慰。他不喜欢有人插队，正如他不喜欢有人生病，尽管，他是一个大夫。

    有时他认为自己好像选错了职业。比如现在，他已经忙了一个上午，面前依然晃动着没完没了的病人，这样他就有些烦躁。后来他更烦躁了，因为他看到一个没有排队的女人，身子有些佝偻、头发已经花白的女人。女人紧抱着叠成筒的被子，踉跄着慌张的脚步，直接挤到他的面前。他看到女人在皱纹间顽强地挣扎出一双浑浊的眼，吸盘般吸附着她的脸。女人说，看病，感冒了。声音沙哑。

    他皱了皱眉，用手指着长凳上等候着的那些人，说，都看病，都感冒了。

    女人说，我给你钱。

    他的眉毛马上打成结，他说都给钱，这里没有赊账和赖账的。

    女人并不理会他的话，说，孩子感冒了，很严重，你快给他看看。女人轻轻拍打着怀里的被筒，露着焦急和紧张的表情。

    女人递过来一张破旧的两毛钱，他认为这张钱的年龄，应该不会比女人小多少。

    女人小心翼翼地揭开包得紧紧的被筒一角，他歪着头，向里面看了一眼。只一眼，他便愣住了。他突然记起有人曾给他讲过的一个故事，他想，也许面前的老女人，就是故事里的主角。

    你不要理她。坐在凳子上的一个男人说，我认识她，这附近所有的国营医院和个体门诊，没一个理她的。

    他摆摆手，示意男人不要说下去。他轻轻问女人，孩子病得很重吗？

    是的，很重。女人说，他整夜咳嗽呢。

    还有呢？他问，他把听诊器小心地塞进被筒。

    不吃饭，有时候发高烧……夜里总是哭！女人说。

    你别理她！坐在凳子上的男人又说话了，还有这么多人等着呢！

    你闭嘴！他冲着男人吼。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变得很激动。

    男人撇撇嘴，不说话了。

    给他打一针吧。他朝女人笑笑，马上就好，不会疼的。他站起来，把椅子让给女人。

    现在好了。您摸摸看，是不是不烧了？过一会，他对女人说。

    好像是呢。女人的表情终于平静下来，嘴角有了些笑。

    回去的时候，把被子包严实点，别让他受凉。他叮嘱着女人。

    那谢谢你了……不过明天我还想来，您再给他看一看，行吗？女人说。

    当然行。他收下女人推过来的两毛钱。

    女人终于走了，心满意足，脚步也变得轻盈。走到门口的时候，女人回过头来朝他笑笑。笑得他心酸。

    他开始给下一位病人开药，挂吊针。他心里想着那个故事：单身的母亲和17岁的儿子，儿子辍学打工，摔下脚手架，死去……母亲疯了，每天抱一个被筒，到处找人给儿子看病。她总说，儿子刚满两岁，没有人理她……

    他想，被子里包的那个干瘪的、脏兮兮的枕头，应该是她儿子枕过的吧。

    他流下一滴眼泪。

    他想，不管如何，也得把这个诊所开下去。他答应过女人的。哪怕，他仅剩下女人一个顾客。

从一个人身上辨认出契诃夫

    ①在人艺看话剧《万尼亚舅舅》，三小时的剧长，李六乙竟一处也没舍得删。结束时已近晚十点，出剧院才发现下雪了，薄薄的细雪敷在车顶上，在夜灯反射下闪着碎银一般的光。那一刻我感慨万千，似乎第一次看清，契诃夫已嵌入我的生活很多年了，不是通过书斋式的阅读，而是通过一道道四面八方折射过来的光。

    ②我得到的第一本与契诃夫有关的书是《惜别樱桃园》，由童道明先生签送给我。那时我还不知，童先生早年留学苏联时，就已决定把自己的一生和契诃夫联系在一起。全身心地阅读，毕生地翻译，进一步又创作剧本。不是灵魂相应，怎可想象，一个著名的戏剧评论家，晚年要做剧作家。当然，世间也因此多了两部与契诃夫有关的戏：《我是海鸥》与《爱恋·契诃夫》。

    ③和童老师交往，最初是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我约他写了很多次契诃夫，他写的都不重样，像一口源源不尽的井。童先生一直不用电脑，文字都写在稿纸上，怕我认不清字，每次去他家取稿时，他总要先给我读一遍，还即兴发挥，讲点契诃夫的迷人轶事。对我这个酷爱买影磲的人来说，这就等于得到了契诃夫正片之外的花絮。我由此知道了契诃夫与托尔斯泰、高尔基之间的友谊，也知道他深爱的两个女人，一个成为《海鸥》中妮娜的原型，一个在舞台上演绎了这个角色。我就这样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地认识了契诃夫。

    ④《万尼亚舅舅》上演前，我照旧想请童先生写篇文章。因为李六乙导演的这个戏，剧本就是请他翻译的。取稿的那天天寒地冻，这次他没有读给我听，而是说你来读吧。看他坐在沙发上，已做好了聆听准备，我便也坐下来开始读。稿子共四页，写在印刷品的反面，字儿小，里面涂改无数。念起来打磕绊时，他就帮我辨认。上面照例有契诃夫作品的引文，念着念着，我竞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动情起来：“我们要度过一连串漫长的黑夜，我们将会听到天使的歌唱，我们将看到镶满宝石的天空。人间所有的痛苦，都会淹没在慈爱之中，我们曲生活会变得安宁、温柔，变得像轻吻一样的甜蜜。”

    ⑤这是《万尼亚舅舅》的结尾。很快我就有机会，听演员将它念了一遍又一遍。先是看了彩排，当然是借了童老师的光。去之前我曾犹豫，这种不穿戏服的剧透式观看会不会影响我正式看戏的情绪，但看完我就不后悔了，因为只有彩排，你才能看到导演与全体演员在戏结束时眼中的泪光。他们都入戏了，连我一向熟悉的濮存昕都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愁容骑士。不短不长的头发，怎么看都乱糟糟的，以至于正式演出前，我从他手上接过票，就赶紧离开。好像不忍面对这个被生活打败的“万尼亚舅舅”。

    ⑥这么多年在北京上演的契诃夫的戏，尤其是人艺舞台上演出的，我差不多都看过。奇怪的是，一个演员接了契诃夫的角色，那角色就好像住进了他的身体，或者说，那角色一定会把他生命中的某些部分唤醒。而像我这样的观众，便也常常能看到戏里与戏外的联系。在我看来，扮演索尼亚的孔维，排练时的感觉比舞台上的好。或许因为不穿戏服，不打灯光，我始终能感到她那种因为年轻，因为缺乏历练而有的怯生生的劲儿，是很合角色的。真实的演员生活，并不像娱乐新闻渲染的那样光鲜，寂寞与等待属于大部分演员。听孔维演的索尼亚劝舅舅“要忍受漫长黑夜，要耐心忍受命运给我们的考验”，我总觉得，那也是她说给自己听的。契诃夫的台词，总是那样富有感染力，不经意间就能将人的心弦拨动。

    ⑦比起孤零零的剧本阅读，我更愿意在生活中与契诃夫不期而遇。

    ⑧我曾一连几天跑小西天电影资料馆，去看土耳其导演锡兰的电影，说不出的喜欢。后来看到他的《五月碧云天》，是请自己的老爹做主角拍的戏中戏。锡兰导演要拍戏，而他的老爹只惦记家中院子里的那些树，听老人诉说着自己与树的情感，我已经联想到了《万尼亚舅舅》。在影片最后，果然看到一行字幕：献给安东·契诃夫。原来，锡兰导演是以《五月碧云天》向契诃夫致敬。我心仪的另一位导演新藤兼人，晚年在拍《午后的遗言》的时候，让两位演过契诃夫作品的老演员重聚，并在一起念电影台词：“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完结，我们还要活下去。”这又让我联想到童老师所说的“契诃夫式的乐观主义”。

    ⑨朋友曾送过我电影光盘，有一天打开看，发现它竟然是路易·马勒1994年拍的电影版的话剧《万尼亚舅舅》。演员几乎都是坐下来表演，台词也译得很美国化，很口语、很生活，它让我再次感到契诃夫的神奇――所有的导演，都认为契诃夫写的是现代剧，无论用俄罗斯方式还是美国方式，抑或中国方式，都能走近它。

    ⑩而我，如此细碎地写出《万尼亚舅舅》演出前后的一切，是因为其中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都在构筑一个活生生的契诃夫。契诃夫于我，从来不是词汇、术语堆叠出来的经典，而是如此这般地出没于生活之中。你从一个人身上辨认出契诃夫，就是对自己的灵魂做一次确认，确认疼痛还不够，同时还要确认，生活里有种东西值得你继续为它付出。这样好像也是为了，别人能够再从你身上，辨认出你的灵魂以及契诃夫的种种。

（取材于孙小宁的同名散文）

“这一切都不是证据。”我心想。毕竟每一所文科中学都有一间美术教室，都有刷成黄色和绿色的走廊，墙上也都有老式弯形挂衣钩；就连一年级甲、乙两班之间的《美秋亚》和九年级甲、乙两班之间尼采的小胡子，也不能证明我现在是在自己的母校。肯定有必须挂尼采像的明文规定。普鲁士文科中学的环境布置规定为：《美秋亚》挂在一年级甲、乙两班之间；《挑刺的少年》放在二年级甲、乙两间；恺撤、马可·奥勒留和西塞罗放在过道里；尼采挂在楼上——楼上的学生已经学习哲学了。还有雅典娜神庙庙柱中楣，一幅多哥的彩色画。《挑刺的少年》和雅典娜神庙庙柱中楣已经成了世代相传的，美好而又古老的学校摆设。而且可以肯定，一时心血来潮在香蕉上写上“多哥万岁！”的不会就是我一个。学生们在学校里闹的恶作剧也都是老一套。此外，也可能我在发烧，我在做梦。

套袖

铁凝

    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因事去天津。行前朋友嘱我带封信给孙犁老师。我脸上竟显出了难色，我怕见大作家，尽管他的优美篇章有些我几乎可以背诵。我还听人说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也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叫得都不顺畅。向我介绍孙犁的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怎么也忘不掉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

    我带了信，终于走进了孙犁老师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了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

    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先看到老人的侧面，就猜出了那是谁。

    看见我，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目光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感觉到他的关注。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写作、工作情况。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

    再次见到孙犁老师，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还刮着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老师迎过来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

    “您是见老。”我说。

    接着我便发现，孙犁老师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套袖的颜色是凝重的，但人却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

    我又见孙犁老师，是和六七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子，也没糊窗缝，正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还是先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

    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却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次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老人的临时“武装”。

    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的戴着套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

    一副棉花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说不清。我没问过孙犁老师为什么总戴着套袖。也许，他也会说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深信，孙犁老师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不然，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就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联系，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他缝制袜子所付出的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展现的中华民族乐观向上、坚忍不拔的天性。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滋养着作家的心灵。

    正月已近。“正月里来是新春”，春天是开拓、创造的季节。春天永远属于勤劳、质朴、潜心创造着的人。春天离珍惜它的人最近。

【注释】①孙犁，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小说、散文大家。他崇高的文品、人品，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